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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微尼斯人娱乐10四年抗日战争,军科院和国防

原标题:抗战 | 周俊:八年抗战 or 十四年抗战?

        抗日战争(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国际上称作第二次中日战争(Second Sino-Japanese War),是指20世纪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场民族性的全面战争。从1937年七七事变国民政府发表《告全体将士书》至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结束,历时八年,被称为八年抗战、或简称抗战;另一说法抗战的时间应从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开始算起,至1945年结束,共十四年抗战。

作者:胡德坤

军事科学院和国防大学专家解读中国人民抗战历史

战时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中国战场是亚洲主战场,也是世界反法西斯主战场之一。但由于受冷战的影响,战后七十年来,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却受到西方的漠视,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成为“被遗忘的盟友”,这是不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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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完全侵占中国东北,并成立伪满洲国,此后陆续在华北、上海等地挑起战争冲突,国民政府则采取妥协政策避免冲突扩大。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1941年12月7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美国的罗斯福政府正式对日宣战,中国战场成为二战的主战场之一。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饱受西方列强欺凌。中华民族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了前赴后继的顽强斗争,但直到抗日战争以前,均遭失败。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在反抗外来侵略中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战争。毛泽东同志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中国抗战不仅是为中国而战,也是为世界所有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而战。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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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起来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

周俊,爱思想网学术观察员,日本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科国际关系学博士在读,专攻中国政治史,中日关系史。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卫国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华民族同仇敌忾,浴血奋战,创造了弱国打败强国的光辉业绩。

中国抗战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反法西斯战场,始终抗击着日本陆军主力

求是网讯 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新闻中心于2015年8月29日上午10时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二层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邀请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解放军历史研究室副主任张从田、研究员彭玉龙和国防大学军队建设与军队政治工作教研部中央党史党建教研室主任秦利解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有关情况。

二战是法西斯国家挑起的。法西斯势力对内实行残酷的专制统治,对外实行疯狂的侵略扩张,其矛头所向,无论是什么社会制度的国家无一幸免。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法西斯势力相继在意大利、日本和德国上台,迫不及待地发动了侵略战争,企图称霸世界、奴役全人类。1931年日本法西斯发动“九一八事变”,揭开了侵华战争、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中国打响了抗日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从而在世界上最早举起了反法西斯的大旗。

八年抗战与十四年抗战都可逻辑自洽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起来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1931年9月18日,日本法西斯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开始抵抗,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团结全国人民开始全面抗战,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采取持久战战略,并迅速形成了两个抗日战场,即国民党政府指挥的正面战场和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团结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互相呼应,沉重打击了日军。

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举

1937年日本精心策划“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采用了“速战速决”战略,企图在短时间内灭亡中国,尽早结束中日战争,避免陷入持久战;中国则采用了“持久战”战略,将日本引入持久战之中。面对强敌入侵,中国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迅速形成了国民党政府指挥的正面战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两个战场互相呼应,共同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

2017年12月,中国教育部要求中小学地方课程教材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取代以往八年抗战的称呼。这则消息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战争名称的选定不仅为历史叙事提供了基本的框架与范围,更体现了历史叙事背后的历史观与价值观,因此可谓意义重大。同时,这种变化的影响还可能延伸至对外关系层面,特别是在历史问题上存在争议的中日关系。  

据统计,1938年10月,日本陆军总兵力为34个师团,其中朝鲜1个、中国32个,日本本土仅1个,也就是说,日本陆军总兵力的94%投入了中国战场。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总兵力为51个师团,其中日本本土4个、朝鲜2个、中国35个、东南亚10个,也就是说,日本陆军近70%的兵力在中国战场作战。1943年初,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场为66万人,太平洋战场为48万人,陆军主要兵力仍在中国作战。战争结束时,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陆军总兵力为83万余人,在中国战场的陆军总兵力近105万人(不含中国军队在缅甸抗击的日军),中国战场的日军仍多于太平洋战场。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解放军历史研究室副主任张从认为,中国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进行的全民族抗战。在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统一战略目标下,国民党军担负正面战场的正规作战,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担负敌后战场的游击战争,形成相互配合、相互策应的两个战场。这种特殊的战争形态,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军事上的成功体现。它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举,也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显著特点。

在正面战场,中国军队面对武器装备精良的日军,历经太原会战、淞沪会战、南京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重创日军。据日军作战记录记载,在上海作战中,中国守军的抵抗极其顽强,即使受到炮击和包围也不后退,中国军民同仇敌忾,斗志昂扬,日本参谋本部称“战况悲惨”。在上海战役中日军死伤达4万余人。在台儿庄战役中,中国守军决死奋战,“顽强抵抗到最后”,战壕中“尸山血河”,“睹其壮烈者亦为之感叹。”是役,歼灭日军11984人。

关于是八年抗战,还是十四年抗战的争议在国内的学术界已存在多年。八年抗战史观将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定义为抗战起点,十四年抗战史观将1931年9月18日的柳条湖事变(一般称为九一八事变)定义为抗战起点。抗战到底起于何时?理解这个争议的首先要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在展开局部抗战的同时,也通过外交手段实现了局部的和平,或者称为局部的妥协。当时的国民政府称之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而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日两国在实质上进入了全面战争。但是,中日两国各自基于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判断,主要是考虑第三方国家的介入与军事援助问题,双方都没有发布国际法意义上的宣战布告,中方正式对日宣战是在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后的1941年12月9日。这种复杂的局面自然就给后世的历史学者留下了一定的讨论空间。仅就学术意义上而言,八年抗战史观与十四年抗战史观都有足够的史料作为支撑,在逻辑上也都可以自洽。换而言之,历史事实是一成不变的,但对史实的认识、解释、评价却是处在变化之中的。同一史实,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解释就会不同。同一史实,从不同的时代背景出发,解释也会不同。

可见,从“七七”事变到二战结束,中国战场始终抗击着日本陆军的主力,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反法西斯大国。1945年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致国会的咨文中指出:“我们也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鉴于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贡献,1942年1月1日,26个反法西斯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中国进入了与美英苏共同领衔签字的四大国之列,其他国家则按英文字母顺序签字。这标志着中国在那时就是公认的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

他说,两个战场的形成,关键在于敌后战场的开辟。全国抗战爆发后,日军展开战略进攻,中国军队处于战略防御,正面战场自然形成。中国共产党实行战略创新,领导人民军队大胆深入日军占领区,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了华北、华中、华南和东北敌后抗日战场,把敌人的后方变成抗日的前线。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相互配合,构成了中国抗日战争两个战场的战略格局,奠定了中国持久抗战并赢得最后胜利的基础。

在敌后战场,1937年9月,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在山西平型关战役中全歼日军1000余人,取得了七七抗战以来的首次大捷。同年11月太原失陷后,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先后挺进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建立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到1938年10月,在华北和华中先后建立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苏南和江北六个抗日根据地,开辟了敌后战场,中共抗日武装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出其不意地袭击日军,不断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

日本在史观上复杂与多元

中国抗战打破了日本侵华战略计划,使日本陷入中国持久战而不能自拔

他指出,不同的战略指导,导致两个战场主次地位的变化。全国抗战初期,正面战场担负着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主要任务,起着主战场的作用。但随着战争的推延和日军侵华政略策略的变化,国民党当权者消极避战的趋势日益明显,正面战场的作用受到严重的影响,甚至发生了1944年的豫湘桂大溃败,引起国内外舆论的谴责。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战争,有效抗击了半数以上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并成为对日反攻的战略基地,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上述可见,中国全民族抗战开启后,中国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密切配合,日军在中国被迫进行两线作战,深陷于中国持久战的之中,导致其“速战速决”战略破产。以武汉会战为标志,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反观日本对这场战争的称呼与认识,则显得异常地复杂与多元。一方面,这是思想市场与言论空间较为广阔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条件),另一方面,也说明日本的各种史观处于一种相互说服的竞争状态,也可称做混乱状态。日本在史观上的复杂与多元状态不仅会反映在日本的对外思想上,也会以历史问题的形式直接影响日本的对外关系。因此,在讨论中国抗战史观变化的同时,观察日本视角下的战争认识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采用速战速决战略,企图通过一场有限的战争迫使国民政府投降,占领和控制整个中国。在开战之初,日本法西斯狂妄地宣称,只要出动3到4个师团的兵力中国就会屈服。但中国的顽强抵抗迫使日本不得不将陆军主力和海军部分兵力投入中国战场,从而把有限战争变成中日全面战争。

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2、中国战场始终抗击着日本陆军主力,是亚洲反法西斯主战场

关于战争的称呼问题,日本政府基本采用“之前的大战”、“过去的战争”等说法,这在历次内阁总理大臣的战后周年谈话中都有体现,包括2015年安倍晋三的战后70周年谈话。日本天皇则主要使用“之前的大战”、“不幸的战争”等说法。也就是说,日本的官方主要采用一种模棱两可的方式对战争进行定义,以获取政治上的平衡。  

1938年武汉沦陷标志着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企图借军事胜利诱降、迫降蒋介石政府,结束中日战争。在日本强大的政治攻势下,1938年12月,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叛逃降日。但汪精卫集团降日不仅没有动摇中国的抗战决心,而且遭到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的严厉声讨,激发了全民族的抗日斗志。1940年,日本加强了在中国战场的作战,对重庆等地进行大规模轰炸,开展迫降蒋介石政府的“桐工作”。但全国抗战形势特别是中共领导的八路军1940年8月发动的百团大战,显示了中华民族抗战到底的决心,打击了投降暗流。国际上,美英等国也加强了援华制日措施,坚定了蒋介石政府的抗战决心,使日本“桐工作”彻底破产。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解放军历史研究室研究员彭玉龙指出,包括中国抗日战争在内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人类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在这场关乎世界和平、人类命运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抗击和消灭日军最多,付出的代价也最大,对彻底战胜日本法西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七七事变爆发时,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元夸口说,“中国事变一个月就解决了”。但战端一启,中国的顽强抵抗打破了日本速战速决的侵华战略,日本不得不渐次增兵。到武汉会战时,日本将陆军34个师团中的32个师团,即94%的兵力和海军部分兵力投入到中国战场。

在日本的舆论媒体界与学界,根据政治立场与历史观的不同,对战争名称的认识差距非常显著。按地域划分主要有大东亚战争、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亚洲太平洋战争等。按时间段划分主要有十五年战争、五十年战争、七十年战争、百年战争、昭和战争等。另外受欧美影响,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美日战争、日美英战争、远东战争等称呼。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企图逐步减少在华兵力,准备南进,但中国的抵抗使日本无法实施兵力渐减计划。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在中国战场实施“长期战”战略,企图将中国变成日本南进“基地”和“兵站”,以便从中国战场抽调军队支援太平洋战场。1942年6月,日本制订“四川作战”计划,准备出动11个多师团的兵力进攻重庆、四川,迫使中国屈服。为此,还准备从太平洋战场抽调6万军队到中国战场。但由于中国坚持持久抗战,使日本难以凑齐兵力而作罢。1941—1942年,侵华日军对敌后战场发动规模空前的“扫荡”作战,实施残酷的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紧紧依靠群众,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神出鬼没地打击日军,粉碎了日军的“扫荡”作战,保卫了抗日根据地,极大地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1944年4月,日本动用12个师团、41万人的庞大兵力,在中国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即“一号作战”,企图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通过中国大陆将日本和东南亚、西南太平洋战线连接起来,以挽救太平洋战场的危局。豫湘桂战役历时8个月,是中日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日军虽取得了战役的胜利,但在全局方面仍未能走出中国持久战,反而影响了在太平洋战场的对美作战,宣告了日本“长期战”战略的破产。进入1945年后,日军在华全面收缩战线,处于中国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的包围之中,直至战败投降。

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在正面战场,国民党政府数百万大军与侵华日军对峙,牵制和打击着日军。1939年至1944年,日军向正面战场发动了一系列的进攻作战,虽然中国军队败多胜少,但仍在与日军对峙,日本所期待的促使国民政府崩溃、结束中日战争的目标未能实现。1943到1945年,中国军队按照盟国的协定入缅作战,历经千辛万苦,付出了惨重伤亡,相继解放了缅北和收复了云南边境地区,打通了滇缅公路,恢复了中国的外援之路,也为盟军在缅甸的反攻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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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战抵制了西方绥靖政策,推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建立

第一,中国首先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日本率先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点燃了世界法西斯对外侵略的第一把战火。中国人民高举反法西斯侵略的旗帜,奋起抵抗,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在敌后战场,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在华北、华中、华南敌后,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打击日军,壮大自己。1939年11月7日,八路军在山西五台山反“扫荡”作战中,击毙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出动100余团的兵力,在华北敌后袭击日军,歼灭日伪军2.5万余人,使日军华北主要交通线全部陷入瘫痪,史称百团大战。百团大战后日本大本营便将对华军事作战重点指向敌后战场。从1941年至1943年,侵华日军集中兵力,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以“扫荡”“清乡”为主要形式的“治安战”。但中共抗日武装在反“扫荡”、反“清乡”战斗中成长壮大,使敌后战场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1944年敌后战场开始了局部反攻,1945年展开了全面反攻作战,中共抗日武装正规军已发展到91万人、民兵220万人,是中国反攻的主要力量。

各种战争名称的内涵与问题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美英对日本侵华长期采取绥靖政策。“七七”事变爆发时,美英等国认为中国很快就要变成第二个埃塞俄比亚,不愿因支持中国而同日本对抗。但中国坚持持久抗战,以实际行动抵制了美英的绥靖政策,使远东慕尼黑阴谋破产,同时也促使美英抛弃绥靖政策,转向支持中国抗战的立场。

第二,中国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开始了以灭亡中国为目标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展开全国抗战,在世界东方首先开辟了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也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中国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相互配合,始终打击和牵制着日本陆军主力。据统计,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总兵力为51个师团,其中,中国35个、东南亚10个,日本陆军近70%的兵力在中国战场作战,而用于太平洋战场的兵力不足20%。战争结束时,中国战场的日军人数仍远超过太平洋战场。

总体而言,日本的舆论媒体界与学界使用太平洋战争的频率最高,历史教科书也主要采用这一名称。太平洋战争这一名称的使用主要来自美国影响,起源于驻日盟军司令部(GHQ)从1945年12月8日开始在日本各大新闻上连载的《太平洋战争史》。驻日盟军司令部试图通过太平洋战争史观的历史叙事,以获得日本社会对处理战犯问题以及民主改革问题上的支持,在当时具有非常强的影响力。但是,这一称呼在日本国内也受到了批评。主要问题有,一,战场主要定义在太平洋,忽视了中国战场与东南亚战场的问题。二,战争对象主要定义为美国,忽视了中、苏、英等其他交战国的意义。也就是说,太平洋战争这一名称,几乎就是美日战争的同义词。这将导致中日战争与美日战争之间的因果关系被忽视,同时,中日战争中日本的加害者角色也会被美日战争中日本的受害者角色所取代,战争责任会因此而模糊。实际上,这正是日本在历史问题上频频犯错的基本原因。

中国抗战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和发展。自“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前长达10年的时间里,中国在东方始终是孤军抗战,迫切需要建立国际反日同盟。中国积极开展战时外交,争取苏、美、英等国的经济援助和物资支持,加强同这些大国的联系,以推动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倡导者和支持者,在1939年德国闪击波兰、1940年德国击溃英法联军占领法国、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等关键节点上,都表示全力支持遭受侵略国家的反侵略战争,呼吁建立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共同进行反法西斯战争。1942年《联合国家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中国又积极致力于联盟各国间关系的协调和团结,为维护和巩固反法西斯联盟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中国始终抗击和牵制着日军陆军主力,制约着日本的“北进”和“南进”,保障了同盟国“先欧后亚”大战略的实施。中国还是亚太地区盟军对日作战的重要战略基地,为同盟国提供了大量战略物资和军事情报,在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了同盟国的反法西斯斗争。

以上事实和数据表明,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亚洲主战场。1945年1月6日,罗斯福在国情咨文中曾赞扬说,“我们也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人”。

另一方面,日本的保守派偏爱使用大东亚战争这一名称,试图对战争进行美化、正当化的处理。大东亚战争这一称呼在1941年12月日本的大本营会议与阁议中首次确定,声称日本为了解放亚洲而驱逐欧美势力,通过圣战建立大东亚共荣圈。1945年日本投降后,驻日盟军司令部曾明令禁止使用大东亚战争一词,但在1951年签订的《旧金山和约》生效后,该命令失效,同时,日本政府至今也没有禁止使用大东亚战争一词,因此这个称呼获取了一定的生存空间。近年,也有日本学者从学术意义上主张采用大东亚战争一词,主要的强调历史研究的同时代性,认为大东亚战争是历史上日本政府正式使用的战争名称,因此作为一个历史名词是可以使用的。但是,由于大东亚战争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美化战争的特质,容易被曲解与“添油加醋”,所以相对客观中立的日本媒体与学者基本上会避免使用大东亚战争的说法。  

(作者为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研究会会长、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院长)

第四,中国积极倡导和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并为创建联合国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中国不但在世界东方率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中国参与联合国的创建,并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为彻底打败法西斯发挥了重要作用。

3、中国抗战有力地制约了日本的世界战略,有效地支援了苏美英等盟国的作战

相反,日本的进步派主要采用十五年战争这一名称,这与中国新近确立的十四年抗战的框架基本一致,双方都将战争起点定义为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只是在时间计算上,日方采用了1931年至1945年经历了15个年头的算法,因此称作十五年战争。1956年,鹤见俊辅首次提出十五年战争的概念,之后不仅得到许多学者的支持,明仁天皇也在2015年的新年感想中明确表示战争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也就是说,明仁天皇是十五年战争史观的支持者。十五年战争史观的中心论点在于强调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美日开战之间的连续性,认为九一八事变带来的满洲国的问题是中日、美日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便退出国际联盟,外交上陷入孤立),所以中国问题才是战争的核心问题。但是,十五年战争同样受到了一定的质疑。主要是,一,将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7年卢沟桥事变、1941年日美开战放在一个连续性的逻辑中进行理解,意味着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战争爆发不可逆转的时间点,这可能导致过低评价1932年淞沪停战协定、1933年塘沽停战协定后的和平时期(1935年中日两国还将外交关系由公使级提升为大使级),以及英日和谈、美日和谈等一系列外交和平工作。二,十五年战争没有涵盖1910年日本吞并韩国的行为,韩国及朝鲜方面无法接受这一称呼。三,即使从九一八事变开始计算,战争时间约为13年11个月,因此称十四年战争更为恰当。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毛泽东同志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世界各国从来都是互相支援的,世界支援了中国,中国也支援了世界。中国的持久抗战有力地制约了日本北进战略、南进战略、西进战略、结盟战略的展开,有效地支援了苏美英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

另外,使用较为广泛的称呼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亚洲太平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名称来源于欧美,并不含有特殊的政治立场与历史观。但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基本被定义为1939年德国进攻波兰,这就无法涵括1939年之前以及爆发的中日战争,因此也受到质疑。亚洲太平洋战争的称呼大约在1985年开始出现,主要是为了补充太平洋战争史观中忽视东亚、东南亚战场的缺陷,强调应该全面分析东亚、东南亚、太平洋各战场的情况。但实际上亚洲太平洋战争史观的内在逻辑也是十五年战争史观的一种延长,因为亚洲太平洋战争这一提法,事实上将作为亚洲主战场的中国战场与太平洋战场之间的关系解释为一种具有连续性的关系。目前,亚洲太平洋战争这一名称因为相对较为客观,日本社会中出版的相关书籍开始逐渐采用这一说法。  

(稿件来源:《人民日报》 本网编辑:付晓歌)

国防大学军队建设与军队政治工作教研部中央党史党建教研室主任秦利表示,70年前,我们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赢得了近代以来第一次反外敌入侵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在这场解放战争中,我们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始终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沿,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是中国赢得抗战胜利的关键和决定性条件。在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的大旗,从九一八事变之后就提出了要“工农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直接领导了东北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并且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倡导建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实现抗战胜利的基础和前提。

日本的北进政策是以中国为基地攻占苏联远东地区。日本要进攻苏联必须先打中国,但由于中国的顽强抗击,日本不得不将陆军主力投入到中国战场,无力对苏作战,从而无法将北进政策提上日程。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全力应对德国的进攻,为日本提供了北进的最佳时机。当时,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力主北进,配合德国夹击苏联,但参谋总长杉山元反驳说,“现在,日本将重兵用于中国,实际上不可能。”1942年12月,苏德两军在斯大林格勒展开激战,德国请求日本对苏开战,但日本因力不从心拒绝了德国的请求。此后,德国还多次请求日本对苏作战,亦遭日本拒绝,从而使苏联避免了东西两线作战,得以全力抗击德国法西斯,确保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同时也表明,由于中国抗战的制约使日德各自为战,无法进行战略配合,成为有名无实的结盟,从而有利于反法西斯盟国对其各个击破。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非主流的称呼也同时存在。例如主张以天皇年号命名的昭和战争、以西方中心视角而命名的远东战争、以1895年甲午战争作为战争起点的五十年战争、以1874年台湾牡丹社事件作为战争起点的七十年战争、以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抵达日本作为战争起点的百年战争等说法。但都因为缺乏客观性与史料支撑,在日本社会中属于少数派。  

秦利认为,中国共产党制定并坚决执行全民族的全面抗战路线,号召把处于无组织状态的民众动员和组织起来,实现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激发各阶层人民都投入到抗日的洪流当中来,使之成为战争之伟力,这是夺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

日本南进战略的对手是美英等国,目标是占领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地区。1939年德国进攻波兰,英法无暇东顾,给日本提供了南进契机。9月4日,日本因无法从中国脱身,不得已宣布“不介入欧战。”1940年5、6月,德国击败英法联军,法国投降,英军退守英伦三岛,英美均疲于应对德国,东南亚和太平洋便成为防务薄弱地区,为日本提供了南进“千载一遇”的良机。7月26日,日本内阁决定将南进战略提上日程,但由于中国战场的牵制,迟迟不能付诸实施。太平洋战争期间,中国给予了美国强有力的支持。1942年2、3月,日本大本营为防止美军以澳洲为基地发动反攻进行研讨,海军认为只有攻占澳大利亚才能遏止美军反攻,这就要从中国抽调大量兵力,但遭到陆军的拒绝。1943年初,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开始转入战略防御,急需大量的陆军,但此时日本陆军主力仍深陷于中国战场,从而为美军在太平洋的反攻创造了良好条件。可见,正是由于中国抗击着日本陆军主力,才使美军能顺利地发动反攻作战,夺取太平洋战争的胜利。

史观复杂与多元的背景——战争的多面性与长期性

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提出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深入敌后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上升到了战略地位,成为对敌作战的主要形式,彰显了巨大的战争威力,这是我们赢得抗战胜利的根本所在。

日本的西进战略是企图进军印度、印度洋,在中东地区与德意会师,迫使英国屈服,再全力对付美国。1942年春,隆美尔指挥的德国“非洲兵团”在北非向英军发动攻势,英军败退。5月下旬,德军进入埃及。德军的胜利,促使日本提出了西进作战计划。日本大本营认为,日本应与德意相呼应,进入西印度洋。7月11日,日本陆海军上奏天皇,决定将作战重点从太平洋转向印度洋。但同样是因为日本陆军主力深陷于中国战场,使日本无力实施西进与德意在中东会师的计划。

如上所述,从战争名称的复杂与多元状态即可看出,日本人对于战争的认识并不存在一种普遍的共识。那么,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何在?首先,现实政治的影响当然至关重要。战后的冷战格局之下,美国沿用了战前日本的官僚阶层对日本实施间接性管理,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日本成为美国在冷战中的坚实盟友。在这种现实政治的利害关系之中,日本的战争责任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清算,更可以说失去了清算的历史时机。这给各种不同的历史观,包括保守派右翼的历史观提供了事实上的生存空间,因此,日本人的战争认识至今“盖棺而没有定论”。  

中国共产党首力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全国各党、各界、各派、各军等,以及广大人民一起,共同维护了团结抗战的大局。这是夺取抗战胜利的基本条件。

中国战场对世界各个反法西斯战场的支援作用表明,中国既是亚洲反法西斯主战场,也是世界反法西斯主战场之一。

除了现实政治的影响之外,也应注意到日本视角下战争的多面性与长期性这一客观存在的背景。就战争的多面性而言,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直接的交战国只有日本一个国家,因此历史叙事的逻辑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归纳。相反,日本直接的交战对象除了包括中、美、苏、英等主要交战国之外,还包括西方国家的自治领地(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东南亚各国等。与复数国家同时进行交战就导致战场的分散,不同的战场又可能衍生不同的战争认识。例如,在中国、东南亚战场上,日军的残酷暴行令人发指的同时,与美、苏交战的过程中,日本本土被美军空袭并受到原子弹攻击,数以万计的日本人被苏联强制拘留在寒冷的西伯利亚进行苦力劳动,因此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历史认识在日本人身上就会重叠。另一方面,日本在东北亚战场上吞并韩国、扶植满洲国、分割华北,毫无置疑地展现出侵略者的面孔,但是,在东南亚战场上,日本又和东南亚各国试图抵抗欧美殖民帝国的民族主义团体联手作战,摇身一变为“解放者”(这也是东南亚反日情绪相对低于中韩的历史背景)。日本到底是加害者还是受害者?是侵略者还是解放者?战争的多面性给这一系列问题留下了争论的空间。  

最后,秦利指出,抗日战争的历史有力地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首先是最坚定、最忠诚、最勇敢、最彻底的爱国主义者。在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团结领导人民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历史史实和科学的结论。

4、中国努力推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积极参与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

另外,就战争的长期性而言,日本的对外扩张、侵略跨时较长,吞并琉球、台湾、韩国都发生在1910年代以前。因此,单纯以时间概念定义日本的对外战争,难免要追溯到1910年代之前。但是,1910年代前被纳入日本帝国体系的琉球(今日本冲绳县)、台湾、韩国的民众在日本帝国的统治下,间接或直接地作为日本人参与了后来爆发的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这使得历史记忆变得错综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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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就积极开展结盟外交。但除了苏联之外,美英等国对日本采取了绥靖政策,使中国得不到应有的国际援助,长期在东方孤军奋战,备尝艰辛。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中国建议中美英苏等国成立军事同盟,终于得到了美英苏的响应。1942年1月1日,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反侵略国家发表《联合国家声明》,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正式建立,为二战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中国的结盟外交终于有了回报,中国也被公认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但由于自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凭借武力打败了清政府,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身上,使中国在法理上处于不平等地位。在中国的强烈要求下,美英政府于1943年1月宣布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与中国订立平等新约,其他西方国家也起而效之,中国终于从法理上取得了与各国平等的地位。

中日历史共识的起点问题

中国与美英苏一起参加了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1943年10月,美英苏中四国发表《关于普通安全的宣言》,宣布尽快成立普遍性的国际组织。1943年12月,中美英三国发表了开罗宣言,宣布三国决心将战争进行到日本无条件投降,剥夺日本因殖民扩张而攫取的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领土,为中国战后收复失地提供了庄严的国际保证,也为战后处置日本、重建东亚新秩序提供了国际法依据。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议上确认了筹备联合国的原则,决定由美英法苏中五国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宣示了盟国对日作战到底的决心,宣布了盟国对日处置的基本原则,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上述盟国首脑会议做出的一系列决定、签署的协议和发表的公告,大多都与中国进行协商、署名后公示于世,搭建了战后国际新秩序的框架,表明了中国在其中的重要贡献。

日本社会中虽然存在多种历史认识,但是从实证史学的角度而言,十五年战争史观仍然具有足够的生命力。因为九一八事变带来的满洲国的问题实际上是中日、美日交涉中最大的争论点。事实上1941年美日开战之前,双方紧锣密鼓地经过了不下50次的谈判,美国的妥协底线之一就是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兵。换而言之,就是要求中日两国退回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间的状态。  

联合国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最重要的国际组织,中国参加了联合国从筹划到成立的全过程。1943年11月开罗会议期间,中美两国首脑讨论了有关建立未来国际组织问题,建议成立由美英苏中组成的四国机构负责联合国总机构的筹建,后被英苏认可。1944年8月17日至10月7日,美英苏中四国在美国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胶园举行联合国筹备会议,通过了建立联合国的议案,确定了联合国建立的宗旨和原则。1945年4月25日,应美英苏中四国邀请,50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会议,中国与美英苏一起主持制定了《联合国宪章》,规定了联合国的宗旨、原则、权利、义务和主要机构的职权。6月26日,举行了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中美英苏等国代表分别签字,中国代表团成员、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董必武也在宪章上签了字。同年10月24日,联合国宣布成立,中国正式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1944年到1947年,中国还参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创建。

中国新近提出的十四年抗战史观与日本的十五年战争史观基本框架一致,以此作为讨论的起点,或许在两国间的历史问题上可以寻得新一步的共识。实际上,从2010年出版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来看,双方在这一问题已经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总之,中国作为一个弱国,在二战中敢于奋起反抗强大的日本法西斯,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也始终是亚洲主战场,坚持持久抗战,有力地支援了美英苏盟国在各个战场的作战,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并在战后国际新秩序的构建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创建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与美英苏并称为反法西斯四大国是当之无愧的。二战的胜利来之不易,是中国和世界各国千百万人的牺牲换来的。为此,捍卫二战胜利的果实,维护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大好形势,是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

但是,正如日方所指出的,十五年战争史观或许会导致人们忽视历史进程中寻求和平交涉的可能性,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历史的情境与今天的现实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历史的十字路口总是存在各种选择,从历史的选择中获取有意义的经验与教训,也是不可忽视的。面对中日两国今日的冲突与矛盾,如何通过对话方式建立管控危机的机制,以更为理性的方式实现共赢,这对于今天的中日关系仍然具有参考意义。

转自,爱思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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雯雯:国共敌后武装与日军的情报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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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此前曾在《日军眼中的八路军——<关于剿匪与警备的指针>介绍》一文中介绍了抗战初期日军眼中的华北敌后武装与日军的相应对策,遗憾的是这篇文章所介绍的史料主要都是日军泛泛而谈,而没有太多具体案例。本期将介绍的《昆仑关歼敌卤获密件辑要(第六种)》(  

顾名思义,《昆仑关歼敌卤获密件辑要》系列书籍系翻译自昆仑关战役中国军缴获的日军文件,本文介绍的其中的第六种乃至于其他各种均是由国军第五军(军长杜聿明,昆仑关战役中国军主力)翻译、编印于1940年1、2月间,此时昆仑关战役尚未结束。整套书就笔者所见,至少出版了12种,本平台上存有其中的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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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的这一种本来是日军独立步兵第20大队编印于1939年的《对义勇军战斗讲话案》。当时日语语境中的“义勇军”当指区别于正规军的各类武装,如托洛茨基所著的《被背叛了的革命》的日语译本中的“民兵”即被译作“义勇军”,东北沦陷以后,日本更有“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的设置。具体这本书中所说的“义勇军”,则自然不独指东北义勇军,而是泛指各类敌后抗日武装。

日军独立步兵第20大队并未参加昆仑关战役(可见此役缴获史料的丰富),自编成后长期驻扎在山东,而其编成担任部队日军步兵第2联队此前则曾参与“讨伐”东北抗日武装,故而这本书中有相当的东北、山东等地的作战内容,就不奇怪了。

本书一开端即强调情报的重要性。讲话人称自己初到一地时,“所感最困难之问题,即为情报蒐集”,并举例说明日军可以通过招纳降敌、四处交游等方式招募密探。不过,作者继而强调布置密探仅仅是搜索敌情的辅助手段,“至于根本办法,仍靠军队本身积极出动以行搜索为较紧要,此等密探,若不以积极出动搜剿之威力使其感服,则工作一停,而固定密探(至少一周间要连络一次)亦随之消灭。”这一观点反映了日军尽管早已意识到了招降纳叛的重要性,但是此时对培植汉奸等方面工作仍然不够信任,自然作用有限,而旨在主要依靠军队维系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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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敌情,语言障碍自然是一大难题,作者继而谈到翻译(为中国人)的重要性。作者指出,“在现状之下,诚不易得到一优秀之翻译”,若有有价值的翻译,“对伊予以一百至二百元高薪待遇,亦属值得”。因此,此时日军济南特务机关已经着手翻译教育了。

此处谈到的日军翻译人才的缺乏自然是发生在一定层级以下的,就该部来说,大概是中队一级一度缺乏翻译人才:“现在中队中所用之翻译,均系去年此时派来,当其初来之际,程度上极为肤浅,能否称职,殊属疑问,后经安田中尉与樱井少尉,加以适当教育,现已能相当使用,并能独立工作,单就检举潜伏敌人一项而言,已有十七八件(单手枪方面已获有廿枝),对于投诚工作,亦颇能发挥其手腕,甚至有以自己收入,激励密探而作情报搜集者,其活跃状态,方诸去年,实有隔世之感。”

即可看出,作者所指的翻译并不是“仅作翻译使用”,而是要使之“为情报将校之助手,或搜索情报,或调制审问口供,或活用于特种检举队”。换句话来说,作者对于翻译所期待的,并非只是在纯粹技术层面上辅助日军,而是要在内心等各个层面支持日军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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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微尼斯人娱乐10四年抗日战争,军科院和国防大学专家解读中华夏族民共和国公民抗日战争历史。日军与杨靖宇作战(其中部队番号当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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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作者的强调也值得注意。他指出,无论是东北四省还是哪里人,对于他们,不能止于恩威并济,而要恩三分威七分,因为中国人“对于有权威与能给金钱及享以吃饭之人,绝对表示服从,并不如日本人有为知己而死之观念”。易言之,则是“对于密探翻译,不问其有如何成绩,决不能开口褒奖,如其真正努力,可以暗送金钱,若予以夸奖,则反令其懈怠。”作者并多次将这类观念与行动上升至对中国人国民性的观察,由此可见当时日军对于中国人的看法。

在给密探、翻译的薪酬方面,作者对中国人的看法更暴露无遗。作者指出:“欲与以十元,切不可竟以十元给之,于谈话之间,示以二三百元钞票,然后于其中抽出十元给之,如此可使其非常感激,在日本人心理上,如此一定很不喜欢,以为为人轻视,但此亦即国民性差别之点……彼等于看到大钱时,眼光特别起敬,又同是给钱时,而于公众前给之,则觉面子好看,或于数人中给以差别之金钱,则尤能触其发愤之动机。关于面子二字,为统驭中国人最要紧之事”。所谓的“国民性批判”,在当时十分流行,对中国人的这一刻板印象,多少也为日军侵华推波助澜。在此,笔者无意于指出这一看法的是非曲直,毕竟,日军侵华后来的结果也是大家实所共鉴的了。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要求警备部队在警备区域内要达到不用使用地图的水平,因为“昭和十二年七月参谋本部所发行之十万分一地图,其中地形地名,均不精确。又县公署发行之地图,其地名虽略一致,然梯尺不正,因亦不能适用”。于是,警备部队需要在警备区域内长期驻留,以熟悉地形、路线,进而布置情报网,加强对各机关的联系。

对于我军的情报工作,本书亦有大量的描述,作者指出:“吾人周围受有敌之密探包围集中攻击”,“敌人之密探网,其布置极为巧妙,使吾人几不能不佩服之。”并列举可能被敌后武装发展为固定密探的人员如下:

一、日军所信任之村长、区长、镇长等。

二、火车站的职员。

三、警察署署长、署员。

四、兴国会、新民会人员。

五、县公署内职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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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与八路军交战

其中记录了日军警察署长的“通敌”

至于敌后武装发展的游动密探,亦值得注意。作者提到,日军曾于1938年7月在南流镇(今属潍坊安丘)捕获国军厉文礼(时任山东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保安司令)部的情报班长,发现“其采取我军之情报,诚巧妙之至。彼收买分遣队使用之儿童及维持会之苦力以之确实侦察列车转运之次数,输送汽车与兵器之数目,及分遣队之兵力、装备。一月之间,曾与在安邱之厉文礼连络达十七次之多。其他如牵骡马之农夫,与兵营四周之乞丐,均极为可疑。且有时尚有使用女子者,故于女教员、女宣抚官、女警察等,决不可轻易信任。”作者同时举例称,自己此前任职地(可能指东北)的日军所用的苦力,即受苏联领事馆收买,由垃圾中检取带有“秘”字的纸张送交苏联领事馆,即可受奖五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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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与国军杨秀峰部作战

“当时岞山方面‘通敌’者甚多”

1938年4月,作者在岞山(今属潍坊)任职时,宣抚班班长曾告诉他,岞山维持会会长王某“为一非常有学问之亲日派”,因此自己对他也特别信任。但是,此时,即便日军的情报网已经过整备,但是日军出动的情报仍然始终为我军所侦知,而对于我军的情报,日军则毫无所得。于是,一个月后,经过作者调查发现,王某是挪用胶济铁路公款的“著名不良份子”,此时他不惟一方面向我军通报日军行动,同时扣押下边密探上报的情报。

在保密方面,作者指出,满铁的总机室内,绝对不可用中国人(包括胶济铁路在内的华北铁路,自沦陷后,一度由满铁直接经营,即便作为满铁关系会社的“中国公司”华北交通会社于1939年成立以后,实质上,华北交通会社也与满铁统一经营华北铁路,华北交通会社也是满铁的延长)。目前县电话局内,则常有“通敌”之事发生,每至晚上,即有我军密探携带电话机,悬挂于路上的军用电话线上进行窃听。同时,日军士兵常有在出发前一天,在酒馆、饭店内开怀畅饮,每至酩酊大醉,而信口胡说进而泄露出发消息,至于在平时闲谈、私人信函中泄露军机的,则不可胜数。

在泄密的反面,则是运用反间、佯动、佯攻以欺骗我军。作者指出:“敌人似易中我阳言与反宣传之计。”同时,打听道路亦须打听数方面的道路,使我军不能侦知日军的目的。以上便是本书关于情报斗争的内容,相较其他史料或是单纯在技术上泛泛而谈,或是出于宣传、市场需要而未可尽信,本书在实例与理论上兼而有之,同时作为对内教材,自然有其独到价值。此外,本书尚有其他敌后国共武装与日军斗争的具体内容,如前所述,本书记载的部分细节或与今日所知有一定出入,本文也暂时无法就此进一步辨正与拓展,不过欢迎大家来平台查阅、使用这本书,并与其他史料比勘、互证。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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