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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微尼斯人娱乐:乡野饭事,有一种农活叫

原标题:《有一种农活叫“坐更”》

在赤水河畔的石滩上,她父亲被吃稀饭涨得呻吟声,如今还在赤水河两岸的山谷上空回荡,她永远也忘记不了那段让人耻辱的岁月,让人饿肚子的日子,50年来,那顿饭永远记在她心中。她时时刻刻,重重复复地教育我们,分分秒秒提醒着我们,不要忘记那段饥饿的生活记忆。
  也许她父亲很老实,在农村她父亲过分老实别人就认为他憨,该被别人整(赤水话,欺侮),俗话说“晚上吃柿子,只(指)倒(选,赤水话)汃(软,赤水话)捏”。因为成熟柿子是软的,好吃有甜味,整人(欺侮人,赤水话)只好整软的(弱的)人啦,而她的父亲就是被别人整的对象,因为那个年代没文化的人很多,可恶的生产队长就不给他父亲计工分,或者生产队长想不给谁记工分,她父亲的工分,都掌握在生产队长的喜怒哀乐之中,有些人去生产队长家中喂猪,都有在生产队长干活的工分。而她父亲去生产队长家中给他们煮饭,偷吃了生产队长家中的米汤,就不给她父亲计工分,到年底算工分分口粮,她家中的工分还差一半呢,生产队长就说她父亲:“除非把你老婆给我睡,否则要你补齐那一半工分的钱才给你口粮,否则,饿死你一家人”,而这话是当作全生产队成员说的啊,人活(着)要脸(面子),树活着要皮(树皮),没有树皮的树是吸收不了土壤里的水和养分,那个狗日的队长还真的没有口粮给家中,她父亲在饥饿中熬着,一家人随时有生命危险,吃了上顿“饭”是树皮,吃了下顿是树根,或者是芭蕉杆或芭蕉头,还没有生产队长家中的猪吃得好,生产队长整她们家,很多生产队的人都看不过,但都敢怒不敢言,只好忍气吞声或暗中接济一下他们,这事生产队长又找到她父亲,对她父亲说:“你舍不得你堂客(妻子,赤水话),给我睡,给你嫩女睡可以吧”。那时她才12岁,在农村,她认为生产队长的权力是拿来整(欺侮)他们一家人的,其实那个生产队长也没有多大能耐,只是因为他家族中有人在生产大队任队长,也算不上什么大官,可官大一级压死人,何况她家还是普通成员。她父亲没让生产队长睡她,去换那家中的口粮,因为那是给祖宗丢脸的事,宁愿死也不向强势力(生产队长)低头,并且她父亲还讲了他们生产队那个宁死也不为盗的故事,那家人也是生产队长整的对象,活活被别人整死了,其实那个生产队长是想那个人的老婆做他弟媳妇,然后长期霸占为自己的女人,可那家人不屈服,但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去房后生产队的高粱地,举刀欲砍向高粱穗,可他每次举起刀,口里说到饿死不为盗,但饥饿与死神赛跑,但他终于倒在那片高粱地里,用他的生命再次谱写饿死不为盗的故事,他家中的人知道他饿死在那片高粱地,他的妻子就把自己的女儿,全用绳子捆起来,点燃了房子,集体一家十二口人自杀了。她父亲给她讲生产队曾发生的宁死不为盗的故事之后,生产队长就没有打算放过他们一家,生产队长就偷吃了地里的玉米,然后偷着跑到他们家的粪坑拉屎。硬说他们家偷了生产队地里的玉米,就当作生产队的全体成员,在她家的粪坑找偷吃玉米的证据——玉米面皮(玉米外壳),用一根竹杆在粪坑里搅,人们都看见了那玉米吃进肚里拉出的玉米皮。生产队长说。“你偷没有偷玉米,是你不是你,无事(赤水话,证据)请到你”。按生产队长的治强盗方法,今年的口粮全家没了。生产队长对他父亲这一句话。他们全家生存的希望和机会都没了。她的母亲就上吊自杀了,那年她刚好14岁。她的父亲还是比较坚强,他就去她外婆家,要他们想办法活下来,可他们也好不到那里去,关于她母亲上吊自杀,那是被生产队长逼的,好多人都知道,并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到她外公家里,后来也传到我外公家里,那是我外公是农会主席了,但与她的父亲不是同一个地方管事,我外公也看不过那个生产队长的做法。当她父亲经过我外公家门口过时,就问我外公有没有米汤能喝一口保命,我外公知道了他的事,就叫他吃家中几口人的稀饭。吃别人的嘴软,他就说了,他去她外公家借粮食之事,她外公说他不对,不应向队长抵抗,不就是睡你老婆吗,至少让一家人有了活命,能生存下来,比什么都强啊,她父亲说那跟猪狗一样活有什么区别,闹得不欢而散,当然也没有借到粮食。现在才饿成这样子。我外公跟她父亲说,我收你女儿做干女儿,你们生产队长就不欺侮你啦,你放心吃饭罢,可她的父亲好久没有吃过稀饭,我家的外公几口人的稀饭,我家外公几口人吃的稀饭,她父亲全吃了,那有一瓷盆的稀饭啊,差一点涨死了她父亲,他爬到石滩滩上,呻吟声惊动了生产队长,因为她父亲叫的声音是吃得太多了,要涨死我哟!还有很多人看笑场呢!当那个生产队长知道她父亲是我在外公家吃稀饭,并且我外公要收她做干女儿,那个生产队长知道他的末日到了,日子不好过了,就在他家房前悬崖上跳了下去,结束了他做队长的权力生涯。
  后来,我妈嫁给了我爸,她嫁给了我幺叔,她成了我的婶娘,她对我好着呢!
  2005-03-19   

      在大集体的年代,村里的生产队长的权利仅次于村支书,大到安排生产、登记工分,小到社员请假、分粮分菜,可以说是队里的大小事务,队长一个人说了算。谁要违法规定,就罚你干又脏又累的活儿或出工不记工。

戴建东

  上世纪七十年代,农丰三队有一户姓彭的人家。老二结了婚之后,才去部队当兵。彭老二那年才二十出头,人长得帅,又身强体壮的。去考兵的时候,部队领导一眼就看中了他。老二虽然父母早逝,但他还是娶了邻村,比自己大三岁的苏家姑娘为妻。临走的时候,家里除了媳妇之外,还有一个半岁的女儿。

有一种农活叫“坐更”

      想当年工分是社员的口粮,因此队里的会计、饲养员、管理员,大小劳力无不对其惟命是从,无人敢较真,都老老实实的听话。即便碰到一个不懂事儿的愣头青顶撞几句,其家里人还要向队长好话说尽,直到队长气消才罢。


  苏二嫂二十三四岁,人长得标致,算得上是村里的一枝花。丈夫出去当兵之后,生产队里的臭男人们,都对她垂涎欲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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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生产队长真好,可不是谁想当就当的。首先是政治上过硬,出身要好,不是地富反坏右,如是党员那就更好了;其次是庄稼把式兼车把式,在生产上能够独挡一面;最后是头脑清楚灵活,在乡亲们眼里有一定威望,处事公道。只有这样的队长才算称职,才能受到全队人的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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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的农村,每年到了年底农闲的时候,公社都要组织社员们,去挑土修长江大堤。官方把这种农活叫水利任务,民间称上堤。

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农村生产资料,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因此,集体土地的规划种植,牲畜饲养,副业发展,生产农具的配置使用,劳动力的组织分工,都得按上级制定的计划,由队委会组织实施,或者说基本上就是生产队长说了算。

      当然了,这都是有前提的,作为生产队长要处处起到模范儿带头作用,生产队长的家人,一个院里的当家子(没出五服的)总是做又脏又累又不讨巧的活儿,乡亲们一看的确无话可说,无理可挑。生产队长本人也是做到头里,享受在后。当然生产队长这样做自然也不会亏待他的家人和当家子,当他们悄悄抓两把黄豆装兜里,把几穗玉米埋在盛草的筐子里,生产队长会装作没看到。即便是乡亲们,只要不过分,生产队长也是会装聋作哑的。因为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真真的是一个字—---穷,二个字----真穷!三个字----真穷啊!四个字---真是穷啊!

金华党史网转载了本文

  有时候上堤,要去几十里远的地方,大家一去就是两个月。公社要求,每个生产队的男劳力全部要上,家中有老人照看的女社员和还没有出嫁的女劳力,也要去。

单说这劳动力的工种分配,除了三麦,水稻,玉米,棉花这些主要作物的种植,还有豇小绿豆,山芋、萝卜、芝麻等十多种五谷杂粮,一年四季,从种到收。粉坊、油坊、豆腐坊运作,大小牲畜饲养,农田水利建设。这些农活有轻有重,有简有繁,林林总总!然而,有一种农活,觉得特别的轻松而惬意,那就是“坐更”。

        一般村里的大队由几个小队组成,小队长一般都是三四十岁正值壮年的中年人,太年轻了一是劳动技能差,二是经事少好冲动。年纪稍大一点儿的一是老成稳重,二是正当年干起活来一个顶俩儿,别人想挑毛病也挑不出来,这就无疑给本村的大队支部书记减少了很多麻烦。

  家里面有小孩没老人照看的和正在喂奶的女社员,可以不去。但在家里,也要干一些其他的农活。苏二嫂家里有小孩却没有老人照看,她不用上堤。

更,时间单位,一夜分为五更。坐更,即打更或夜间值守。每逢作物收获季节,一些饥不择食的小民便蠢蠢欲动,揩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油,将生产队里的成熟作物偷回来据为己有。因此,这就便衍生出两个工种——“看青”和“坐更”。

      我们村小,三四十户一个小队,劳力也就百八十人,每天生产队长负责敲钟,钟声一响,出工的人就赶紧往外走,去生产队集合,等待派工。去晚了自然看不到队长的好脸色,于是往往面带愧色,干活儿时就会格外的按质按量完成任务,第二天尽量早到,以便能够看到队长的好脸色。

2017年9月4日金华日报九版刊发了本文

  虽然男劳力都要去,可每个生产队里,也要留一两名干部值班。生产队长上堤,政治队长就留守;政治队长去呢,生产队长就留守。还有一个不去的男人,那就是生产队的保管员,他是负责后勤的。堤上没有了柴米油盐菜,他就在家里组织,等运输队回来了,就把它们拉去。

每到作物成熟,特别是玉米、大豆、高粱、山芋、花生之类,以及场头收晒的粮食和柴禾等,队里总会安排固定人员,在白天里巡回检查,一防小人偷盗,再防牲畜糟蹋,这份工作就叫做“看青”。而到了夜晚,则要组织人手到庄稼地里或打谷场头值守,这便叫做“坐更”。

      自从一个本家叔叔当了生产队长之后,我们几个本家可就倒霉了,首先是爷爷不再做小队会计,被一高中毕业生顶替;看场的清闲活儿原是本家一个年过五十的三奶奶,也被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所替代。爷爷还好只是少了一份差事儿,没有脑力劳动了;本家奶奶彻底回家看孩子做饭去了,每天的五分工挣不着了。只要是管点事儿,不让人说三道四是不可能的,一人难称百人心吗?更何况有那么多人盯着那个位置。接替爷爷的小会计因常出错被乡亲们堵着门儿骂,于是爷爷又光荣地再次出任小队会计。看场的中午因偷偷回家吃饭,结果场里晒的粮食让猪拱了个乱七八糟。本家叔叔不得不去请本家三奶奶。没想到三奶奶说,还是让别人去看场吧,不就半个工吗?没那半个工,我一样吃饭。说是说,做是做,半个工也是工啊,那可是口粮啊,三奶奶嘴上这么说,但还是乐颠颠地拿着根棍儿去看场了。轰猪赶鸡的很是负责任。

  那年,三队先是生产队长在家留守。他对苏二嫂早就有想法,一直苦于没有下手的机会。这下好了,全生产队就他一个硬劳力,加上又是干部,他当然可以为所欲为了。不过,为了掩人耳目,他还是晚上悄悄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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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最忙的时候是夏麦秋收,本家叔叔总是提前谋划,大小劳力齐上阵,安排地妥妥当当。到最后分配从不马虎,凡是队里收获的不论是小麦、玉米、高粱,还是瓜果蔬菜等等都按人头、工分平均过称分配,从不以权压人或暗中作手脚贪占便宜。队里产的多分得多,产的少自然也分的少。年终结账对工分也公开透明。

小于五十岁的人,现在已经很少知道,挣工分的事了。

  有一天夜里,他提着一条咸鱼,跑到苏二嫂的屋后,去敲她的窗户。大半夜的,苏二嫂也不知道是谁,心里害怕不过,就没有理他。

根据作物品种、地块以及看护对象的不同,坐更,可以是两人一组,也可以是多人多组,遥相呼应。人员多以男劳力中的青壮年为主。

      在生产队,春来夏至,秋去冬来,一年四季社员忙,队长更是忙上加忙,因为全队社员最基本的温饱全系于队长一人,除此之外,生产队长还要完成公社、大队摊派的公粮,挖河等诸项任务。我这个年龄的小孩儿没参加过生产队的任何劳动,但我跟着爷爷去浇过地(会计也是要下地劳动的,不脱产),见到过那个本家叔叔,虽然年幼,却着实见识过本家叔叔的工作能力和处事风格,那叫一个不慌不乱、有条不紊。也听到过大人们对本家叔叔的评说(因我还是孩子,所以大人们说什么也不避我):要不是XX(本家叔叔),不到过麦就得去要饭了。可不是呗,俺娘家是四小队,一到了春天,真是要粮没粮要菜没菜,这不,夜了个我侄儿又要了半布袋棒子面走。

挣工分,指的是大集体时代,农民靠在生产队里劳动,获取的每日工值。一般上,一个正劳力,每天的工分是十分。也就是说,能挣到“十分底分”,必定是犁耙耕耖、施肥打药、收割插种、四季农事,样样都拎得起,表明就是合格的农民了。

  第二天出工的时候,生产队长问苏二嫂:“我昨天晚上,去给你送咸鱼,敲你的窗户,你怎么没答应啊?”

在我的中学时代,经常利用节假日的晚上到生产队争取要份“坐更”的活,借以挣得工分(记录你参加集体劳动的分值,年终以此分配口粮),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

      那时候,吃大锅饭,由于一些生产队长工作不到位,社员们也出工不出力,你骗庄稼,不好好浇水施肥,庄稼也骗你,不好好长苗长粮,亩产量自然就低。

在一个生产队里,除了生产队长、扶犁把子、植保员,可以拿到“十分头”外,每工能拿“十分头”的正劳力,少之又少,大部分农人的一天工分值,都在八九分之间,而妇女因体力因素,最高的工分值都在五六分。

  “没听见!”苏二嫂回。

春玉米的成熟期在立秋前后,谚云:“秋前十天没得收,秋后十天收不了”。常年从七月底八月初开始,队里陆续安排坐更。夏夜里坐更,一条被单,一把蒲扇,一张芦席,一张绳网凉床。只身躺在玉米地旁的小路上,似有一种“天作被,地当床,土丘枕头月点灯”的浪漫。更有“青天一顶星星亮,荒原百丈篝火红”的畅快。仰望浩瀚星空,感受斗转星移。结伴坐更的俩人,喁喁细语,海阔天空;蒲扇拍打着身子,发出有节奏的声响,驱赶着草丛中涌来的蚊子;间或听到异动,便大喝一声“谁?干什么的?”以示坐更人的存在。如此这般,直至睡意渐浓,恍惚之间一觉醒来,早已是东方拂晓!被单上、床框上早已落下厚重的晨露,裸露的肢体上留下了蚊子咬过的点点殷红……。

工分,除了作为分配粮食、柴草的依据外,如果收成好,年底还能凭工分总数到生产队领取分红。一般上,一个工分也就值人民币五六分钱。按这个工值计算,农村里一个正劳力的每天价值,也就五毛钱,农民劳动价值之低可想而知。

  “那今天晚上,我再给你送去,你要竖起耳朵听哟!”生产队长交代她。

刻骨铭心的坐更,发生在一九七五年的冬天。

当时,农田承包责任制还没有推开,我们村分成十二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二三十户人家,五十来口人,其中每天能下地劳动的劳动力,也不过三十来个人。这么一班人,搁平时的生产任务,倒也无所谓,但是到了农忙季节,抢收抢种,每个生产队,都会出现人手紧张的状况。

  苏二嫂没搭理。

那是西小河边六十三亩山芋收获,由于面积太大,十几万斤的山芋当日没能及时分发到户,偏偏赶上强冷空气来袭。当日的晚饭后,队长找我和另外一老头坐更看山芋。时年十八岁的我得知不仅有工分,还可分得1斤大米做夜餐,便满口应承。找出家里最最厚重的棉被,跟随来人到空旷的六十三亩山芋堆旁。拖来山芋的枯藤,堆起一人高的围挡,铺上没膝深的稻草,两个人,铺一条被盖一条被,你抱着我的腿,我搂着你的脚。刚开始时感觉倒还不错,口中念着儿时的童谣:“铺稻草,盖稻草,一觉睡到早饭好。铺的褥,被丝被,刺刺挠挠不好睡”。可随着寒夜渐深,凛冽的寒风一阵紧过一阵,透过枯藤的缝隙,发出阵阵“呜——呜——”的啸叫声!寒风透过厚重的棉被,赶走被窝里初时的暖意,可怜我整个儿的上下牙齿不自主的哆哆嗦嗦起来!俩人也不由自主地搂着抱着,越来越紧,越来越紧,直至天亮——我很庆幸:居然还活着!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恰逢中学毕业,没考上大学,便回乡当了农民。

  当天夜里,生产队长又提着咸鱼去了,在屋后敲她的窗户,苏二嫂还是没理他。

最滑稽的坐更发生在四十三亩(地名)的高粱地里。

当农民,首先就得要到生产队挣工分。而我当时才17岁,因为从小体弱,发育迟缓,所以显得身材矮小,身高尚不足一米四十,乍一看上去,还像个小孩,完全属于青涩小毛头。

  白天再上工时,生产队长又问她:“昨天晚上我又去送咸鱼,你怎么还是不理哩?”

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所有的娱乐用具,诸如扑克、麻将、牌九等,都被认定为赌具,一律查抄!许多年市面上根本没有销售。乡下人的闲暇时除了拉呱就是聊天。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的一个同学爸爸是供销社主任,帮我搞到一副“虎牌”扑克,哇!这简直就像是一件稀世珍宝,让我在大小伙伴圈里风光无限!因为拥有全队唯一的扑克,每逢有坐更的差事,好事的总要带上我一份,以期借用我的扑克过把牌瘾。

实话说,17岁之前,我一直在学校读书,从没涉及过农活,这次要到生产队里,正儿八经当农民,挣工分,便要从每一项农活学起。由于是大集体时代,任何人都有劳动的权力,尽管我不谙农事,但生产队里的人,还是包容了我的稚嫩,让我先和妇女一起,学习拔草、撒灰之类的简单农事。

  “睡着了,没听见!”苏二嫂回。

一个月黑风高的仲秋夜晚,按照队里的安排,一群伙伴们带着一张芦席,钻进四十三亩的高粱地里,就着两盏马灯(桅灯),几个人派对打起了“五百分”(扑克游戏),我在一旁围观喝彩。有一个顺口溜调侃牌场上的围观者非常形象:“人家成牌你算账,人家吐痰你就让,人家吃饭你到外面逛”。不过,赌具是我提供的,自然我就成了特殊的观众,夜餐自然少不了我的份,没准有谁赢钱了,还得送我一份“头号”(彩头)。……也不知道他们不知玩了多久,一觉醒来,相安无事。大家收拾铺盖各奔东西,参加新的一天生产劳动。可是,没等到早饭时辰,“看青”的跑来向队长报告:昨夜高梁地被盗了!来到现场一看,偷盗的痕迹距离我们坐更打牌的地方只有不到十米!哈哈,所有的坐更人,都被队长骂得狗血淋头!

对于每一个初入生产队的人,都要由一个工分值评定过程,就是让劳动者先试行一段时间,看看他的劳动能力,然而由生产队里经验丰富的老农,一起评定此人每日工值几分,这就是生产队里俗称的“评底分”。

  “今天晚上,我又给你送去,你要是再装聋作哑的不开门,我明天就扣你的工分。”生产队长威胁说。

回想那些年坐更的经历,心中别有一番心情。偶尔碰见心怀不轨之人,对方或是装腔作势,故作镇静;或是环顾左右而言他;或是言不达意,无法自圆其说,其目的都是不言自明。

我从未做过农活,拎锄头铲地、背粪桶浇肥,一切农活,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遥远的,因为,在我童年的梦中,从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会和我的父辈一样,成为地地道道的农民,和这些衣衫褴褛人,一起在土地上刨食。

  “扣工分?”苏二嫂一听,傻了。扣了工分,我跟孩子吃么子哦!于是,她默默地点了点头。

曾经有过一次,我们抓过一男两女三个外地人,来我们队里偷抹紫穗槐树叶儿,用以晒干卖钱。人赃俱获面前,你看那为首的男人唯唯诺诺,好话说尽,只求我们放他们一马。末了居然用随身带着的旱烟锅,贿赂我们一袋旱烟!

农活干得不好,加上也不太懂事,所以,大家对我的工分值评定是:一天“两分半”。按这个工分值,等于我要做四个整天,才能抵一个正劳力的工分值。而平心而论,当时的四个我,也的确抵不了一个正劳力的劳动量。如果计算工分价钱的话,我劳动一天,只能值一毛二分五钱。这个工值,别说养家,养活自己都困难。

  到了晚上,生产队长再去敲窗户的时候,苏二嫂便给他开了后门。于是,他们就发生了关系。生产队长也没有失言,真的给她提了一条大咸鱼。从此,生产队长每天晚上都去。苏二嫂想要什么东西,他就给她提什么东西去。

在坐更的人群当中,偶尔也曾有过监守自盗的,但这样的人,毕竟很少很少。

由于农活干得不出色,就处处招人厌烦。在生产队里,我属于不招人待见的一类,其一是我农活干不过别人,其二是我一身的书生气,动不动还满嘴“普通话”,除了地里的农活一问三不知外,天文道理讲得倒是头头是道,害得生产队上的人听不懂。

  一个星期之后,政治队长跟生产队长轮班。生产队长上堤,政治队长留守。

…… ……

于是,队长对我特生气,每当听到我讲“普通话”,就会怒喝一声:“书呆子,有命的话,到广播里当播音员去,没命就好好给我干活,今天不锄完这畦地,你工分不要记了。”

  一连两三天,生产队长都没去打扰,苏二嫂松了一口气,以为可以消停地睡个安稳觉了。

四十岁年过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体制,早已经写进了历史。曾经作为“领袖”和“总统”的生产队长们,亦已脱去了“官袍”,投入到新农村的建设中来。当年朝气蓬勃、如日中天的坐更人,如今俱以沐浴在夕阳的余晖中。然而,坐更,作为曾经的生产劳动内容,期间的经历,期间的趣事,期间的苦涩,却永远留在过来人的记忆中。

澳门微尼斯人娱乐,农活干不好,是手艺问题,经常惹得队长闹怒,这可是态度问题。倒不是因为我有意要惹闹队长,而是我完全不懂人情世故,不懂生产队里的操作规程,我所接触到的,除了书本上的知识,就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农业社里人人平等。

  “嘭嘭嘭!”可谁知,刚睡下,屋后又有人敲窗户了。这显然不是生产队长,因为他们的暗号是敲门。所以,她就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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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傍晚收工时,队长会按劳动需要,分配第二天的生产任务。有一天,队长说,明天早上,劳动力到畈里插秧,妇女到后塘垅拔草。

  第二天出工的时候,政治队长叫住了她:“昨天夜里,我去给你送胭脂粉,敲你的窗户,你怎么没理我呀?”

作者:杨曙明

我傻傻地呆在地里,好久才问队长:“我干什么活啊?”

  “没听见!”苏二嫂答。

网名:秋夜月

队长看了我一眼,没好气地说:“你是劳动力吗?”

  原来,政治队长也早就对她想入非非,上次去县里开会,还专门为她买了胭脂粉,一直苦于没有机会送给她。现在整个队里就他一个壮劳力,又是队长,他当然可以为所欲为啰。

男,1957年生,高中文化,淮安市淮安区苏嘴人,现居南京。

我弱弱地回答:“可我也不是妇女啊。”

  “那今天夜里,我再给你送去,你要竖起耳朵听哦!”政治队长吩咐她。

作为土生土长的农民,该同志性格开朗,爱好广泛。除了音乐、美术、书法,尤喜乡土文学。闲暇时偶尔写一些反映农村生活题材的散文,以自娱自乐。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话一说完,全生产队的人都笑开了。原来,生产队里只区分两种劳动成分,一种是正劳力,一种是妇女儿童。队长所说的妇女,自然也包括儿童在内。只是我初入生产队,根本不懂这些玄机,因此,经常闹出各种笑话。

  苏二嫂没搭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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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歇,日子就这样在平泛、简单、无聊之中度过。

  夜里,政治队长真的来了,他又在那儿敲,苏二嫂还是没理。

生产队里,养着四五头大水牛,一般上,养牛都是年纪比较大、吃不消干农活的老人或小孩做。队长看我农活干不好,力气又小,就说:“你还是去养牛吧。”

  白天上工的时候,政治队长又问她:“昨天夜里我又去了,你怎么还是不理我啊?”

养牛,看上去挺轻松的,每天牵着几头“大水牯”,溜圈,饮水、喂料。农忙里,牵到田头,供“正劳力”耕地,农闲里,牵到后山吃草。

  “睡着了,没听见!”苏二嫂答。

队上的牛中,有一头“大水牯”,块头特大,皮黑毛亮,牛角又尖又长,看上去挺吓人。我初次接管,牵着牛绳,还胆战心惊。后来,和“大水牯”混熟了,也就不怕了,每次看到我走来,“大水牯”还摇摇尾巴,“哞哞”地叫两声,表示欢迎。

  “那今天夜里,我还给你送去,你要是再装聋作哑的不理,那我明天就扣你的工分!”政治队长也威胁着。

我以为,养牛,就是这样牵牵牛绳,喂喂草料这么简单呢。其实不是,队里还有一种活,叫“耙田”,就是要人站在耙上,让牛拖着走,以便把耕好的地耙细耙匀。而这种“耙田”的话,需要个子小,牛拖的动的放牛娃来承担。

  “嗯!”苏二嫂一听又要扣工分。心想:这些干部怎么都是一个腔调呀?她没辙了,只好应了一声,算是答应。

于是,耙田的活,落到了我头上。

  再夜里,政治队长又去,苏二嫂就直接给他开了后门,他们也发生了关系。从此,政治队长每天夜里都去,苏二嫂家里缺么子东西,他就给她送么子东西。

牵牛还可以,但要我站在耙上,让牛牵着走,这活还真不容易。首先,人要在耙上站稳,如果不小心摔下来,让耙从人身上“耙”过去,非得要遍体鳞伤。我初次接手,人站在耙上,好几次差点摔进“耙塘”,幸好我拴紧牛绳,使劲踏稳脚心,才没有摔下来。

  时间一长,苏二嫂看着满屋的东西:腊肉、咸鱼、米、面、油···应有尽有的。心想:男人也没什么可怕的,他们要快活,我能收东西,两不相欠。

平时牵牛喂料时,对我挺温顺的“大水牯”,发现我也和别人一样,让它驼这么重的负担,也就不客气起来。也许“大水牯”欺负我个子小,开始渐渐地使唤不听。我拴紧牛绳,想让它前进,“大水牯”偏偏倒退着走。

  从此之后,只要有人在她的屋后敲窗户,她都给他们开后门。队里的干部们知道了这事,于是,纷纷效仿两位队长。苏二嫂呢,每天都给他们开着门。有时候,一夜开一次门;有时候,一夜开两次门;最多的时候,一夜开了七次门。

看到“大水牯”不听使唤,我心一急,就挥起牛鞭,使劲抽它,“大水牯”红着眼,怒目圆睁,不但不往前走,反而倒退着朝我顶来。我一看情况不妙,扔下牛绳,人就跑到岸上来,任凭“大水牯”在田中央打圈圈。

  后来,苏二嫂怀孕了,生下一个白胖白胖的混血儿。

队长在老远看到了,连忙赶过来,一把拴住牛绳,指挥“大水牯”按正常方向前行。也真怪,原本在我面前“牛劲十足”,一到队长手里,就服服贴贴,乖乖地拖着耙走了。

  一晃三年过去了,彭老二回家来探亲。出去的时候,只有一个半岁的女儿。可现在回来,媳妇的怀里,又多了一个吃奶的儿子。明白人一看就知道,肯定是媳妇在家偷人了。

看到,这畜牲也懂得欺生。俗话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这话到了我这里,却变成了“人善被牛欺”,真是没天理了啊。

  “这孩子是哪个的野种?!”彭老二逼问着苏二嫂。

养牛的工作,两天后就换了另一个不怕牛的儿童。我又重新回到田里,和妇女们一起,干起捊草浇肥的简单劳动。

  “他们那么多人都睡了,我也不知道是哪个的!”苏二嫂委屈地回答着。

一事无成的我,在队长眼里,就更加不受待见了。

  “好啊,这群狗日的蠢猪,他们连军婚也敢睡,这是在找死呀!”彭老二气急败坏地怒吼着。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军婚和女知青是受法律严格保护的,抓到之后会判死刑。

当时,种水稻、棉花等作物,经常需要打农药,而打农药除了力气活外,还需要有文化,要认识农药的品种、用量、浓度配比。生产队里原来是有专门的植保员,有一天,植保员因大热天不带口罩施农药,中毒住院了,而田里的打药工作却不能停。

  彭老二狠狠地打了苏二嫂一顿,就跑到县里、区里、公社和大队去告状。各级政府知道后,纷纷成了专案组,调查这件事。

除了植保员,队里还有一群背喷雾器的正劳力,这些人大多不识字,只会按植保员配比好的药水,装进喷雾器,然后背着三四十斤重的手摇式喷雾器,下田施药。现在植保员中毒住院了,如果让他们按农药用量的配比进行合理稀释,却成了一大难题。

  调查的任务,主要还是交给了大队的民兵连。他们在三队调查了一个星期,结果一个人也没查出来。于是,大队专案组决定,先把苏二嫂弄来提审,她是当事人。

农田施药,用药是有“火口”的,“火口”不等人,误了这施药“火口”,以后就是下再重的药,也治不了虫。这班大老爷们,傻住了,队长也愁坏了。

  苏二嫂一到大队部,就全招了。她把政治队长、生产队长、水利队长、会计、农技员、记工员、保管员等七个干部,全都供了出来。大队领导一看,坏了,这全是干部,打击面也太大了。再说,这孩子肯定只是其中一个人的,把他们全部拉去枪毙了,那不是会有六个冤枉鬼吗?不行,还是想另外的办法提审。

农药稀释,这不是跟中学里读的化学内容差不多吗?这活我会干!于时,我主动请缨,向队长打包票,说这事我来做,我认识农药,只要把用什么农药告诉我,我会按农药瓶上的用量,稀释好配比度,供施药人使用。

  那个时候又没有DNA,要是有这玩意,一验就知道。

队长一听,高兴坏了,连忙嘱咐我赶紧的,到田头去配比农药。

  不能全部交上去,那也得找一个人,才能向上面交代呀。大家想来想去的,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把当天晚上,跟她发生关系的七个人,按先后顺序地排好号,然后再去审问她。看她到底跟第几个发生关系的时候,感觉最舒服,那就抓第几个。

农药都是剧毒品,而且臭味重,大热天在太阳底上配药,人容易中毒。配农药工作,虽然比较危险,但比下田施肥、拔草,经常要摸到水蛇,还是要轻松一点,所以,我带着口罩,小心翼翼地用量杯测算好用药量,按百分比稀释好。

  “你好好地回忆一下,那天晚上七个人跟你发生关系,你觉得第几个,让自己最舒服?!”大队妇女主任再次提审苏二嫂。

生产队里的几百亩水稻,在植保员住院期间,在施药“火口”上按时完成了喷药任务。这下,队长高兴了,他说,有文化的人,还是要用在识字的地方比较好,农田里的这些粗活,也不适合你们干。

  苏二嫂仔细地回忆着,他们七个人当中,也就生产队长让自己瞧着顺眼。其他的几个,她根本就看不上。于是,她很肯定地回答:“第三个搞得最舒服!”

当时,农村里认识字的农民不多,能识字在农村也是好事。队长又让我承担起夜间为大伙记工分的事。就是说,每天收工后,吃了晚饭,我还要到小队部,为一天中参与生产劳动的人,记录工分值。

  大队终于有了答案。一查,第三个是生产队长。大队赶紧向公社报告,公社向区里报告,区里向县里报告。

在生产队里,我自知人小力薄,农活干不过人家,但我也尽心尽力地做好自己的本份,劳动之余,我给大伙读报纸,讲国家对三农的政策,让大家能了解国内外的大事。

  当晚,公社就派特派员来,把生产队长抓走了。

所以,尽管我很多农活都不会干,但生产队里的父老乡亲,还是以宽广的胸怀接纳了我,给了我体现价值的岗位,让我能够服务于生产队的劳动。

  一个月后,生产队长被枪毙。

后来,农田承包责任制推行后,生产队的田,分到了各家各户,大家再也不要在“大锅饭”里混食了,每户人家,都可以按自己的经营方式,在土地上种植作物。

  (2015年10月25日于广

而今,三十多年过去了,原先农户家里的工分簿,大多静静躺在抽屉角落里,或者陈列在农村文化礼堂的橱柜中,供后人怀想曾经的岁月。

生产队里挣工分的日子,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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