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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微尼斯人娱乐中原著明起点研讨的经过,七

以陶器为视角的红山文化发展阶段研究……………………………………赵宾福  薛振华(1)

通过对《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发表的考古材料进行重新梳理和分析,把牛河梁遗址历年出土的红山文化遗存统一划分为两期三段。认定牛河梁遗址的早、晚两期分别代表了"居址"和"墓地"两个不同阶段,墓地阶段的早段属于红山文化中期,与中原地区的庙底沟文化年代相当,墓地阶段的晚段属于红山文化晚期,与中原和河套地区的半坡四期文化、庙子沟文化相当。将牛河梁遗址以积石冢为代表的墓地阶段的起始年代向前推进到了仰韶时代的中期,即公元前4 000年至公元前3 500年之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13JJD780003 )。

1.晋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考古研究的突破 晋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始于1926年李济进行的汾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和夏县西阴村遗址的考古发掘。新中国成立后,又对晋南地区开展过多次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重点发掘。至1976年,大致确立了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的考古学编年。1977年后,晋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考古研究的重大突破,主要是在晋南探索夏文化的过程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襄汾陶寺遗址的发掘所获得的重大成果。 陶寺遗址的面积约400万平方米,发掘前保存下来的面积有300万平方米,是迄今在中国境内发现的面积范围最大的约距今4000年以前的遗址。在1978年至1985年第一个发掘阶段中,发现距今4550年至3950年的墓葬1300多座,其中6座大墓的随葬品,有鼍鼓、土鼓、特磬、列刀、彩绘陶器、彩绘龙纹陶盘、彩绘木器等大批礼乐器,反映着墓主的“王者”的风范。发现的建筑遗存中,有大型几何图案的白灰墙皮,反映着“王气”的建筑特点。还发现有红铜铜铃、毛笔硃书的字等具有新时代气息的“知识阶层”的遗物。研究还表明以陶寺遗址为代表的陶寺文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主要分布在晋南临汾地区,文化面貌既有中原地区的特征,又有北方地区的特点,还有海岱地区与环太湖地区的因素。 陶寺遗址的这些发掘收获是空前的。这个发现在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引起研究者的普遍重视。其中,发掘者高炜、高天麟、张岱海等认为陶寺文化早期的年代约略早于夏代,当时可能处在军事民主制阶段,但也可能已经冲决氏族制度的躯壳,进入了阶级社会,“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的国家已经产生。他们还推测陶寺遗址、墓地很可能就是夏人的遗存,也可能是与夏人居处邻近的另一个部落。李民则从古代文献的分析结合陶寺遗址的发掘收获,提出陶寺遗址可能是尧舜时代的遗存的看法。而苏秉琦于1985年11月7日在侯马召开的“晋文化研究会”上指出:陶寺是北方、中原两大文化区文化汇合点上相互撞击发生裂变形成的一颗新星、磬和鼓、朱绘龙纹盘、成套朱黑漆木器、刀俎等,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文化发展到较高水平的产物。后于11月14、15日又指出陶寺遗址就是一处古城,它所反映的社会发展水平是国内其他同时期遗址所难于比拟的。 这些论述表明,陶寺遗址的发掘,提出了国家起源、晋南夏人遗存、尧舜时期的史实、距今4000年以前的古国等问题,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2.对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作用的初步认识 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及其南部的杭嘉湖地区。最早是在1934年发现于浙江省吴兴钱山漾遗址,1936年对余杭良渚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至20世纪50年代初一直把它作为龙山文化杭州湾区的代表性文化遗存。50年代末发掘了钱山漾遗址后命名为良渚文化,至1977年明确其年代为距今4000多年至距今约5300年。由于考古发掘中没有发现重要的遗迹现象和珍贵的文物,一直认为环太湖地区的原始文化落后于中原地区。1973年在杭州湾南岸的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约距今6500年以前的已经过初步发展的原始稻作农业文化遗存之后,才逐渐改变这一看法。而引起研究者对良渚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认识,则主要是在良渚文化墓葬中发现了做工极为精致的玉器和良渚文化的土墩墓地。 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玉器,尤其是刻有兽面纹的玉琮,最早是于1973年发掘江苏省吴县草鞋山遗址良渚文化墓葬时明确的,1977年春夏之际发掘吴县张陵山良渚文化墓葬时又印证了这一现象。于是,在1977年10月8日至17日于南京召开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上,与会代表明确提出了良渚文化出现私有制、处于文明时代的前夜等看法。如南京博物院的代表汪遵国认为,良渚文化中造型丰富多彩的玉器、特别是玉制礼器,是良渚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提出良渚文化正是处于文明时代的前夜。吴汝祚认为能享有这种玉琮的人,在社会上是有特殊地位的,这就反映了阶级社会正在产生或处于前夕。牟永抗、魏正瑾认为良渚文化的这些发达的农业部落,已经饲养家蚕,出现丝麻织品和相当进步的竹编工艺,再加上大量精美玉器,特别是大型玉琮、玉璧的制作,说明了当时的江南地区更已成为我国新石器时代中比较先进的地区之一。在良渚文化原始文明的发展高潮之中,我们似乎听见了私有制走近的脚步声。 这些发现和研究认识,引导着研究者对良渚文化墓地与墓葬的进一步探索。在1978年至1985年内,先后发掘了江苏省武进寺墩、昆山绰墩与少卿山、吴县张陵山东山、上海市青浦福泉山墓地,以及浙江省海宁千金角与徐步桥、平湖平丘墩、余杭吴家埠、嘉兴雀幕桥、德清辉山、海宁三官墩与郜家岭等浙北地区的一批小墓。其中,武进寺墩良渚文化“玉敛葬”墓的发现和对其认识的深化、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土墩墓地的全面揭露,是这时期良渚文化研究的两项重要成果。 武进寺墩墓地在1978、1979、1982年分别进行了发掘,发现3座一排规模较大的墓葬。3号墓最大,墓主为20岁左右的青年男性,随葬陶、石、玉器100余件,其中以随葬玉制礼器琮、璧为特色。玉琮33件,置于人骨架四周;玉璧24件,置于人骨架上下或头前脚后。发掘者汪遵国等人结合《周礼》中对玉琮、玉璧用途的记述,认为这是史前的玉敛葬,寺墩墓地是良渚文化一处氏族显贵及其家庭成员的墓地;并通过分析玉琮上的兽面纹与商代青铜器上的饕餮纹,还提出良渚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渊源之一。汪遵国还进一步分析了已发现随葬有玉器的良渚文化墓葬及玉器制作特点,进一步认为良渚文化已有一批掌握熟练技术、专门从事琢玉工艺的玉工。琢玉与制陶同样,已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当时的社会即将跃进文明时代的门槛。这些认识,在当时都是开创性的,对后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 青浦福泉山遗址在1982年发掘了一座良渚文化墓葬,出土随葬品119件,有大玉璧、玉琮、玉镯、玉钺等一批玉石器。1983~1984年对福泉山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除了发现一批良渚文化的墓葬,出土一批精美的玉器、陶器等遗存外,更重要的是,这次发掘明确了福泉山这一土墩上的良渚文化墓地,是当时人工堆筑起来的高台墓地,其规模长约84米、宽约74米、高约8米,苏秉琦誉此为“土筑金字塔”。这一认识对良渚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使研究者突然明白了:寻找、研究良渚文化的墓葬应与墓葬所在的遗址形态进行综合考察,良渚文化时期的一些土台遗址,可能大都是良渚文化时期的贵族墓地。受此启发,后来研究者在苏南浙北等地相继发现了一批良渚文化高台墓地。 武进寺墩、青浦福泉山等良渚文化墓地的发掘及形成的有关认识,为良渚文化的研究获得重大突破,促使研究者对太湖地区良渚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作用,开始引起了重视。夏鼐在1983年论述《中国文明的起源》时,认为良渚文化是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关系最密切的史前文化之一,良渚文化的玉璧、玉琮等玉器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苏秉琦于1984年11月17日在“太湖流域古动物古人类古文化学术座谈会”上认为:“良渚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是个熠熠发光的社会实体”。并进一步提出:“我们这个号称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的黎明期历史,虽然还是‘若明若暗’,但已决不再是‘虚无漂渺’的传说神话了。” 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探索“五千年文明古国”的课题,就这样因武进寺墩、青浦福泉山等良渚文化高台墓地与“玉敛葬”墓的发现及其认识的深化而提了出来。3.史前城址的发现与研究 对史前城址的研究,是因河南登封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的发现而开展起来的。至1985,除登封王城岗城址外,发现的史前城址,还有河南淮阳平粮台、山东寿光边线王等,都是土筑的城墙。在内蒙古中南部则发现了包头阿善、西园、莎木佳、黑麻板、土默特右旗威俊,以及凉城老虎山、西白玉、板城、大庙坡等10多座石墙聚落。其中,王城岗、平粮台、边线王3座城址的形态较为规范,又位于新石器文化较为发达的中原及其附近地区,受到研究者的更多重视。 登封王城岗城址有东西两个并列的城,面积各约1万平方米,始建年代为距今4300年前后。东城的平面可能是正方形,城墙大部分已被河流冲毁,残存的南墙西段长约30米,西墙南段长约65米,南墙与西墙垂直相交。西城可能是在东城被毁之后筑造的,也是方形;东城的西墙就是西城的东墙;南墙长82.4米;西墙长约92米。墙基槽口宽4.4米、深2米多;在南墙东部与东墙南端,有一约10米宽的缺口,可能是西城的南门遗迹。在墙基下发现有奠基坑。 淮阳平粮台城址发现于1979年,平面呈正方形,城内面积约34000平方米,年代早至距今4300年。城墙残高3米多,顶部宽8至10米,底部宽约13米,系采用小板筑堆筑。在南北城墙中部各发现一座城门。南城门设有东西门卫房,门道下有排水管道。城墙外侧有护城河。城内发现了10多处长方形成排建筑,有平地起建,也有高台建筑,普遍使用土坯。城内还发现了一块铜渣。 寿光边线王城址发现于1984年,至1986年的发掘,确认为内外两城相套的城址。小城先筑,为方形,面积约1万多平方米,设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大城面积约57000多平方米,亦有四个城门。城墙为夯筑。在大城基槽内发现多处奠基遗存。 这几座距今4000年以前城址的发现,使学术界对距今4000多年前的社会形态产生了新的认识。其中尤以王城岗城址的发现与研究的影响最大。主持王城岗城址发掘的安全槐在论证王城岗城址为夏都阳城的同时,还指出:“夏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城堡的出现,是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 “王城岗城堡遗址是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城址之一。它标志着豫西龙山文化类型的中晚期,社会已经进入奴隶制时代了。”这些建立在考古发现与研究基础上的认识的形成,标志着我国中原地区文明起源的研究,开始进入实质性的探索阶段。 此外,1983年在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发现了一座仰韶文化晚期的面积达290多平方米的“殿堂”式建筑,引发后来对仰韶文化晚期已产生中心聚落址的思考。4.辽西红山文化的新发现及其研究的进展 辽西地区的史前考古始于20世纪20年代。1930年梁思永调查了赤峰红山遗址,1935年,日本学者滨田耕作等在红山后发现了红山文化遗存。1955年尹达命名为红山文化。6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刘观民、徐光冀等人开始对西辽河流域进行系统工作,逐步明确了该地区内红山文化、富河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文化面貌及其关系问题。1979年在辽宁喀左东山嘴发现一处红山文化祭祀遗址,出土了小型孕妇等陶塑人像、双龙首璜形玉饰和绿松石饰,开始明了1971年在内蒙古翁牛旗三星他拉村发现的玉龙、1973年在辽宁省阜新胡头沟发掘的玉器墓葬都属距今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1981年,孙守道、郭大顺据此探讨了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问题,并重新认识红山文化。他们认为:“促成文明到来的因素很多,如农业和水利灌溉的发展、城堡和城市的形成、文字的出现,以及阶级和国家的产生等。而龙的起源,既以原始农业的发展为前提,同与农事联系的天象有关,又是原始宗教信仰、原始意识形态、原始文化艺术发达的产物,可以说是诸文明因素的一个结晶”。“以红山文化龙形象的出现为标志,我们在五千多年前辽河流域的历史源头上,看到了这一地区文明时代的曙光。” 这一认识将红山文化的研究和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探讨联系了起来,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开辟了新的渠道。在1982年全面揭露了东山嘴红山文化晚期祭祀遗址之后,他们又将西辽河地区原始文化的研究纳入了自1981年以来苏秉琦实践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研究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文化结构的系列探索之中,并于1983年9月在辽宁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发现了红山文化晚期、距今5000多年的积石冢群和祭祀建筑址,使辽西红山文化研究获得重大突破。 东山嘴红山文化祭祀遗址是由石块加工砌筑而成,占地面积约2400平方米,建筑按中轴、两翼分布。在中轴线的北部是一座方形祭台,东西长11.8米,南北宽9.5米。在其南部是一座圆形祭台,直径约2.5米。 牛河梁位于东山嘴西北方向,相距约50公里,有10多处积石冢群和一座祭祀建筑址等组成。在祭祀建筑址中发现了多个女性塑像,最大的约有真人的3倍;一件与真人大小相若的头像,双唇涂朱,两颊涂红,眼窝里镶嵌着淡青色圆玉片。在该建筑址中还发现了彩绘图案装饰的墙皮,被称为“女神庙”。积石冢群分布在祭祀建筑址附近的山丘上,有的一处有数个积石冢。至1985年,对牛河梁第二地点积石冢群的发掘,在110余米长的积石内揭露出一排4座积石冢,有的为方形,有的为圆形。有的一个积石冢内有中心墓葬及数座乃至二十多座墓葬。墓葬中出土了玉猪龙、玉箍形器等一批制作精美的玉器。个别大型积石冢,直径达60米,高16米。1985年后又对多处地点的积石冢进行了发掘。 东山嘴与牛河梁红山文化晚期大型祭祀建筑址与积石冢群的发现,为红山文化研究提供了大批全新的资料,促使研究者对中华文明起源史、中华古国史的研究,进行新的思考。1985年10月,在这些重大发现的基础上,苏秉琦提出了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问题。当时他提出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课题的主要目的,虽然仍然是围绕他在80年代初形成的学术研究主线的内容,即揭示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中华国家的起源和具体过程而进行的探索,但是在提出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课题时形成的相关理论,却为后来他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提出辽西红山文化的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1000年的观点,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本文所论秦文化,就其命名和界定的原则与史前以及商周时期的大多数考古学文化并无区别,亦是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一组具有自身特点的人类活动遗存,由于这样一组遗存很可能与文献记载中的“秦”有关,而用文献记载中的族名或国名为与这个族群或国家有关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亦是历史时期考古学的通例。尽管将文献记载中的族群与实际发现的考古学文化相对应,是一件非常复杂而又极难操作的事情,但在先秦考古学中对秦文化的界定已基本取得共识。所以本文所涉及的秦文化,即是作者以往所表述的,为史载的“嬴秦一族”在建立秦国前、建立秦国后以及到统一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秦王朝这一历史时期内,在其活动所至范围里,创造、使用、遗留至今并已被科学的考古工作所发现的古代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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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镐地区西周墓葬分期研究…………………………………………………………张礼艳(23)

遗址;墓地;发掘报告;关键词;划分;文化;辽宁师范大学;遗存;中原地区;白玉川

秦文化的考古学发现最早虽可追溯到三十年代北平研究院发掘宝鸡斗台11座屈肢葬墓,但对于秦文化的起源进行系统的研究,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八十年代初,始有考古学者涉及对秦文化渊源的探索,大多研究者着眼于东周时期秦墓中所特有的洞室墓、屈肢葬和铲脚袋足鬲等与中原地区迥然有异的文化特征,将其视为秦文化与西北地区古代文化的天然联系,提出秦文化起源于西北地区的古代文化;八十年代中期在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确认的“西周时期”秦文化遗存,由于其表现出与关中地区西周文化的相似性,又有研究者指出秦文化是西周文化的一支地方类型;还有研究者结合古文字、文献与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认为古文字中的“”即为秦族或其一支,在周原地区发现的商代后期扶风壹家堡类型文化即为“”族所遗留的考古学文化,亦即商时期的秦文化。毛家坪遗址的重要意义在于首次确认了西周时期的秦文化,为探索秦文化起源提供了一个更早、更可靠的基点,并使大多数研究者把追溯秦文化起源的目光指向了东方。本文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毛家坪遗址“西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存,即早期秦文化遗存为切入点,对秦文化起源以及相关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而不涉及该遗址东周时期的遗存。 一 甘谷毛家坪遗址发现于四十年代后期裴文中先生在渭河流域进行的调查;五十年代甘肃省文物工作部门对全省进行的文物古迹普查工作中,又对该遗址进行了复查;1982年和1983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与北京大学考古系在此进行了两次发掘,并将其中的A组遗存认定为秦文化遗存,包括居址和墓葬两部分,共发现灰坑37个,房址2个,鬲棺葬4组,土坑墓22座。 赵化成先生在《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发掘报告》和《甘肃东部秦和羌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中,都对甘谷毛家坪遗址秦文化遗存进行了分期和绝对年代的推定,其居址和墓葬分期的对应关系及绝对年代如表一。 表一甘谷毛家坪遗址居址及墓葬分期对应表 居址墓葬绝对年代 一期1段(④B、H29、H36)*缺西周早期 二期 2段 一期1段(M1、M2、M6、 M10) 西周中期 2段 3段二期3段(TM5、M3、M9) M9)西周晚期 三期 4段(H19、H21、H27、LM6) 三期4段 春秋时期 5段(M8、M11、M12) 四期6段(M5、TM9、TM10) 五期7段(M6、M7、M17、 M19、M20) 四期5段8段战国早期 6段缺战国晚期 据《探索》中对居址的分期,原属于第一期第1段的还有H32、H33;属于第二期的还有H30、H35;属于第三期第4段的共有③层下的17个灰坑,其出土的陶片相近,复原器较少;属于第四期第5段的还有LM3;属于第四期第6段的单位还有H3。表中所列仅为在《报告》中发表有器物者。 上述对毛家坪遗址秦文化遗存的居址和墓葬所作的分期在逻辑序列上是正确的,遗址中东周时期的遗存与关中地区的秦文化几无区别,由于以往的秦文化研究多集中于东周时期,所以在此基础上对该遗址东周时期遗存年代的认定也是可靠的。只是被认定为“西周时期”的诸遗存中,个别单位的年代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划归居址第一期第1段的④B层和H29,是目前所确认的最早的秦文化遗存,因此对其年代的推定于讨论秦文化的起源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报告》和《探索》将其与沣西西周早期遗址中出土的器物进行比较,认为二者年代大体相当,为西周早期。但若把二地的同类陶器进行形制上的比较,就会发现,它们在形态上还是存在着一些差异。八十年代中期,扶风壹家堡、武功郑家坡等商代遗存的发现,则提供了可与毛家坪一期秦文化遗存进行对比的更理想的资料。 如图一所示,毛家坪T1④B:29,小口,最大腹径偏下,整体瘦长,与壹家堡遗址四期5段所出的B型鬲T31③:86形态接近,只是后者足跟略长;毛家坪H29:1、T1④B:1形态相近,均为长体筒状,宽沿外侈,腹部平缓,绳纹细而乱,壹家堡遗址四期5段所出的T31③G:59以及与壹家堡遗址四期年代相当的武功郑家坡遗址晚期所出的H4:34,虽下部有残,但从其上部形态观察,与毛家坪T1④B:1、H29:1几多相近之处,而且这种长筒状、腹部平缓的瘪裆陶鬲,在郑家坡遗址中并不少见,在其早、中期遗存中亦有出现,如H2:5、H9:16等。毛家坪遗址出土的绳纹盆T3④B:4,深腹,其器高与最大径之比接近1,为0。97,口微折,肩部折曲,肩以下饰绳纹,亦与壹家堡四期5段之T31③C:49相近。而《报告》和《探索》中在确定年代时与之进行比较的沣西遗址属西周早期的H301Ⅲ式鬲和T174:4AⅣ式鬲,整体稍矮,腹部亦较圆鼓,更近于在天水董家坪遗址采集到的同类型陶鬲,而H201Ⅱ式尊(实为绳纹盆,图一,3),腹部稍浅,其器高与最大径之比为0。81。若考虑到此后西周时期的陶鬲大都表现出由高到矮,盆亦由深腹到浅腹的这样一种发展趋势,毛家坪一期秦文化遗存应该是表现出了较早的特征。另毛家坪出土的圆腹罐T1④B:22,尽管有研究者指出其应属于巴蜀文化因素,但相类的器物在壹家堡遗址一期中与商文化的假腹簋共存,亦从另一角度说明毛家坪一期秦文化遗存的年代较早。由此已发表的毛家坪一期秦文化遗存的陶器均可在壹家堡遗址晚期阶段甚至更早的遗存中以及与之年代相当的郑家坡遗址晚期遗存中找到形态相似者,其年代亦应相当。 已有研究者指出,壹家堡遗址四期遗存与郑家坡遗址晚期遗存年代相当,大体在殷墟文化四期前后;其文化性质亦与之相同,目前多将这一类遗存称为郑家坡类型,是商代晚期的先周文化。 二 先周文化这一概念自60年代初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编写商周考古教材时提出后,一直是商周考古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对先周文化的内涵、来源、分期、年代等问题直到现在尚有诸多不同的看法。但分布于关中地区的郑家坡类型是先周文化,其晚期阶段年代大体相当于殷墟四期到商周之际,基本是大多数研究者的共识。如前所述以毛家坪遗址④B和H29为代表的秦文化遗存,其文化面貌、年代基本同于郑家坡类型晚期阶段,因此了解关中地区殷墟四期到商周之际郑家坡类型晚期遗存的分布格局及结构,应是探索早期秦文化起源的重要途径之一。 目前所了解的郑家坡类型晚期遗存主要分布在西到宝鸡地区,东至沣镐地区的范围里,为研究者所瞩目并具代表性的遗址有:宝鸡斗鸡台、凤翔西村、扶风北吕、壹家堡、岐山贺家村、武功郑家坡、黄家河、岸底、丰镐遗址等。 1、宝鸡斗鸡台 斗鸡台墓地发掘于三十年代,有15座墓年代相当于殷墟四期到商周之际。全部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无腰坑,南北向,均直肢葬,随葬陶器或一鬲一罐,或仅一鬲、仅一罐,除K4所出陶鬲为高领乳状袋足鬲外,其余均为联裆鬲。从K区内还有K7、K9等随葬联裆鬲的墓葬来看,可知在斗鸡台墓地,至少在K区里,随葬乳状袋足鬲和随葬联裆鬲的墓葬是同时存在的。目前不了解与斗鸡台墓地同时期的居址的文化面貌,但从墓地中随葬二种陶鬲的墓葬共处的现象可以推定,在居址中亦是乳状袋足鬲和联裆鬲二种文化因素共存。 2、凤翔西村 凤翔西村墓地共发掘先周中期到西周中期的墓葬210座,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或口底同大,或口大底小,有熟土二层台,未见有腰坑,均为直肢葬。60%左右的墓仅随葬一件陶鬲,37%左右的墓葬随葬一鬲一罐,另有少量的墓仅随葬一件陶罐或共出有簋。其中年代属于殷墟四期到商周之际的墓葬中,79M44、M45、M50、M69、M76、80M2、M18、M83、M87、M131、M147、M148等12座墓出土斗鸡台类型乳状袋足鬲,虽然有二、三座相对集中的现象,但从整体看,这些墓基本散见于墓地各处。没有发现与该墓地同时期的居址,不过由于墓地中随葬二种不同类型陶鬲的墓交错分布,居址中亦应是二种文化因素共存。 3、扶风北吕 北吕墓地包括北吕村北部的北山、东山、窑院三个地点,共发掘出先周到西周中晚期的墓葬283座,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大部分墓口底相等,少数口小底大,多有熟土二层台,没有发现腰坑,葬式为仰身直肢葬。其中42%的墓随葬陶器为一鬲,33%的墓随葬一鬲一罐,4%的墓随葬一罐,另有少量墓共出有尊、簋和盂。北吕墓地从商代晚期到西周初年的墓葬中,仅有BM21随葬一件属于斗鸡台类型的乳状袋足鬲,并共出有尊、盂各1件,其余各墓所出陶鬲均为联裆鬲,共出的陶器有折肩罐和肩部有弦纹的圆肩罐。因原简报未发表各地点的墓葬分布图,因而不能确知BM21在墓地内的确切位置,及与其他墓葬之间在平面上的关系。但从简报所述该墓位于“北山墓地最西”,至少可以确认BM21不是杂处于随葬联裆鬲的墓葬之间。从这个意义上讲,北吕墓地应是一处表现出较单纯文化面貌的墓地。 4、扶风壹家堡 壹家堡遗址包括居址、窑场和墓地几个部分,1986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发掘所获资料主要是来自居址。原报告将壹家堡遗址分为四期,并认为其中第二期和第四期遗存属郑家坡类型。第四期遗存包括4、5、6三段,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三期末到殷墟文化四期,即商王文丁到帝乙时期。据孙华《扶风县壹家堡遗址分析》一文,在壹家堡遗址四期遗存中,占主导地位的为郑家坡类型文化因素,同时共存有其他一些文化因素,如双耳乳状袋足鬲为典型的刘家文化因素,而三足蛋形瓮、素面圆肩罐、素面折肩盆等,则或许是来自陕北、河套地区的古代文化因素。 5、岐山贺家村 贺家村墓地自五十年代以来已经过多次发掘,其中年代相当于殷墟四期到商周之际或西周初年的墓葬主要有1963年发掘的54座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大多口小底大,或口底相等,个别口大底小,多有熟土二层台,墓底无腰坑,均为直肢葬。随葬陶器以鬲、罐为主,仅个别墓出有壶、缶、瓮等。随葬的陶鬲中有20%左右为高领乳袋足鬲,其余均为联裆鬲。从墓葬的平面分布观察,随葬乳状袋足鬲的墓散见于墓地各处。 6、武功郑家坡 郑家坡遗址包括居址和墓葬二部分,但已发表的材料均来自居址。因该遗址中出土的大量极具特点的长筒形联裆鬲、绳纹深腹盆、绳纹折肩罐是同类遗存中最具代表性者,从而将这一类遗存命名为郑家坡类型。原报告将其分为早、中、晚三期,在其中期阶段已经出现的属斗鸡台类型的高领乳状袋足鬲,表明在郑家坡遗址的居址中,至少有一段时间,郑家坡类型与斗鸡台类型是共存的。不过在郑家坡遗址发现的基本与居址同时期的墓地中,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无腰坑,仰身直肢,随葬器物组合以一鬲或一鬲一罐为主,陶鬲均为联裆鬲,表现出极为单纯的文化面貌。 7、武功黄家河 黄家河遗址包括居址和墓地二部分。黄家河墓地共发现先周时期和西周中期的墓葬49座,车马坑2座,黄家河墓地的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墓,口略小于底,有生土或熟土二层台,未见腰坑,人骨葬式均为仰身直肢,随葬陶器为一鬲或一鬲一罐。鬲均为联裆鬲,罐有绳纹折肩罐和肩腹部有弦纹或方格纹的圆肩罐。黄家河墓地所表现出的这些特点是代表了单纯的周人文化,基本是商周考古研究者的共识。 8、武功岸底 岸底遗址发掘于90年代初期,包括居址和墓地二部分,已经报导的材料均来自居址。据发掘简报,岸底遗址属于先周时期的遗存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后参加发掘者牛世山又将其分为四期七段,其中第四期的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四期到商周之际,文化面貌以郑家坡类型典型的联裆鬲、深腹盆和绳纹折肩罐为主,同时亦有斗鸡台类型的高领乳状袋足鬲,以及来自陕北、河套地区北方古代文化的三足蛋形瓮和来自商文化的折腹簋等。 9、丰镐遗址 自五十年代以来,以探索西周文化为主要目的,考古工作者在丰镐地区进行了长期的发掘和研究,涉及到大量的居址和墓地。丰镐地区发现的周文化墓葬可分为四期8段,其中第一期第1段的年代为殷墟文化四期,另在马王村发现的H11,因其叠压在出有西周时期铸铜陶范的H10之下,因此其年代也可早到先周时期。丰镐地区先周时期的周文化遗存,除了有大量的联裆鬲、深腹盆等典型的郑家坡类型文化因素外,不仅有斗鸡台类型的高领乳状袋足鬲,还可见到商文化的强烈影响,如墓葬有腰坑、随葬铜器组合为爵和觯、陶器中有殷墟文化常见的折腹簋等,表现出较为复杂的文化面貌。 宝鸡斗鸡台、凤翔西村、岐山贺家村墓地,因没有发现与墓地同时期的居址材料,不能确知居址的文化结构,但从这二个墓地中都是随葬联裆鬲和随葬高领乳状袋足鬲的墓杂处,可以推定居址中也应是二种类型的文化因素共存。在武功黄家河和郑家坡遗址的墓地中,既没有发现同时随葬有联裆鬲和乳状袋足鬲的墓葬,也没有发现随葬不同类型陶鬲的墓葬在墓地中交错存在的现象,都只是发现了随葬联裆鬲的墓葬,应是表现出非常单纯的郑家坡类型文化面貌。北吕墓地的情况应基本同于黄家河和郑家坡墓地。扶风壹家堡、武功岸底都只发表了居址的材料,文化结构较为复杂,不能确知在与居址同时使用的墓地中,是否有随葬不同文化因素陶器的墓葬交错存在的现象。丰镐遗址则不论在居址,还是在墓葬中,都表现出较为复杂的文化面貌。 上述各遗址就其文化结构,大体可分为二大类。第一类以郑家坡类型文化为主,同时又包含有斗鸡台类型或刘家文化的因素,主要有宝鸡斗鸡台、凤翔西村、岐山贺家村等遗址;或还同时包含有其他文化因素,如扶风壹家堡、武功岸底、沣镐遗址等,分布于从宝鸡地区到沣镐地区的关中平原中西部。第二类只包括了单纯的郑家坡类型文化,有武功黄家河、郑家坡和扶风北吕墓地,集中分布在周原地区。尽管出现第一类遗址的原因可能会有多种,但都表明到了这一阶段,郑家坡类型与斗鸡台类型、刘家文化间有着广泛的共处,亦有可能在某些地点发生融合;而第二类遗址的存在则表明,尚有一部分使用郑家坡类型文化的人群尽管在居址中可能与使用斗鸡台类型和刘家文化的人群共处,但在埋入墓地时却与之分离并保持了自己单纯的文化面貌。 甘谷毛家坪属于先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存只发表了居址的材料,没有见到上述第一类遗址中常见的斗鸡台类型、刘家文化以至于商文化的因素,毛家坪遗址进入西周时期以后的墓葬中也没有见到上述外来文化因素,因此可以推测与一期居址同时的墓地在文化结构上与居址相同。即毛家坪遗址不论在居址中还是在墓葬中,都表现出比较单纯的与郑家坡类型相近的文化面貌。表明毛家坪一期秦文化遗存就其文化性质来说,应属于郑家坡类型,其源头亦应到郑家坡类型中去寻找。 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郑家坡类型在其早期阶段主要是分布在漆水河下游,后向西、向东扩展。在宝鸡地区、丰镐地区都见到以郑家坡类型晚期遗存为主,兼有斗鸡台类型、刘家文化、商文化因素的遗址,除了因有些遗址级别较高而文化构成较复杂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郑家坡类型在其向西、向东传播或发展的过程中,与所接触到的其他文化有所交流并产生融合的结果。 据现有发掘资料还难以判断甘谷毛家坪遗址的级别,但该遗址西周时期以后的墓葬中没有见到随葬青铜礼器的墓葬,随葬仿铜陶礼器的墓葬也只有一座,估计该遗址级别较低。目前也还不能断定在陇东地区是否存在着较高等级的秦文化遗址,以及在这样的遗址中文化结构单纯抑或复杂,但可以知道在商代晚期到商周之际的陇东地区,在毛家坪这种等级较低的秦文化遗址中,是表现出较单纯的与郑家坡类型相近的文化面貌。毛家坪遗址地处陇东,隔六盘山脉与关中西部的宝鸡地区相邻,而毛家坪一期秦文化遗存所表现出的这种文化结构,不是同于距离较近的宝鸡斗鸡台、凤翔西村等遗址,而是隔宝鸡地区与周原地区的黄家河、郑家坡墓地相同。显然毛家坪一期秦文化不是和已与斗鸡台类型、刘家文化或其他文化接触并有所交流或融合后的郑家坡类型有关,而是源自周原地区具有比较单纯文化面貌的郑家坡类型。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在分布上跨跃地域式的相似,似乎很难用文化的自然传播和扩展的过程来解释,很可能是有一支使用郑家坡类型文化的人群由于某种原因由周原地区向陇东地区迁徙,或者是由于迁徙的时间很短促,以至于来不及与其所遭遇的其他文化发生关系,或者是由于这一支人群具有一定的保守性,以至于在迁徙过程中以及到达陇东地区后,都保持着原有的文化面貌。从这个意义上讲,以甘谷毛家坪为代表的早期秦文化应源于郑家坡类型文化,即起源于先周文化。 三 毛家坪遗址西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存,包括居址和墓葬二部分,《报告》和《探索》对其进行的分期和年代的认定基本是准确的,只是个别单位的年代尚可进一步讨论。M1和M6为毛家坪西周墓葬中年代最早者,原报告将其与沣西张家坡的西周墓葬进行对比后,认定其年代应在西周中期。M1和M6随葬的鬲,大口,腹部圆缓,豆为方折盘,豆把较粗且无棱,罐为大口,圆折肩,或有绳纹等特点,均为较早的特征,分别与沣西张家坡M81、M33的同类器物相近。笔者曾将丰镐地区的周文化墓葬分为四期8段,其中张家坡M81、M33二墓归属于二期3段,年代为西周早期的成康时期。毛家坪M1和M6的年代应与之相当,亦应在西周早期。毛家坪M9原划归于其墓葬的二期3段,年代在西周晚期,只是所出陶鬲肩部明显,大喇叭口罐的口径已大于最大肩径,豆为折盘棱把,与陇县店子M15所出同类器物相近。M15是店子墓地中年代最早者,大体在春秋早期或春秋早中期之际,毛家坪M9的年代应与之相当,即已进入春秋时期。因此本文所讨论的毛家坪西周时期秦文化遗存主要包括居址中的H31、LM7和④A以及墓葬中的M1、M2、M6、M10、M4、TM5、M3等单位。 甘谷毛家坪西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存,表现出与关中地区西周文化的诸多相似性。毛家坪遗址所出的联裆鬲、绳纹深腹盆、折肩盂/甑、肩部带鸟形扳的绳纹罐等,均与沣镐地区西周时期遗址中所出的同类型器物极为相近(图四,58),而这些器物正是关中地区西周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器物。因此有研究者提出,可将甘谷毛家坪西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存称为西周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另外,毛家坪遗址出土的石斧、石刀、纺轮等与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有关的工具,其形制亦与关中地区西周文化遗址所出的同类器物相同,表明二者具有相同的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类型。在埋葬习俗方面,毛家坪遗址也表现出与同时期西周文化一定的相似性,但同时还存在着某些差异。如墓葬形制虽然都是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有熟土或生土二层台,但关中地区的西周墓葬因受商文化影响在墓底多挖有腰坑并在坑内殉狗,而毛家坪仅有一座墓有腰坑,且未有殉狗。随葬陶器都是以一组炊煮器、盛食器和盛水器为基本组合,但西周墓葬在西周中期以前用鬲、簋、豆、罐,而毛家坪秦墓用盆而不用簋,且多为红陶器;西周中期晚段以后毛家坪秦墓以随葬鬲、盂、豆、罐为主,其器类组合与西周墓葬相同,但二者在器物的具体形制上却有所区别,(秦朝历史 www.lishixinzhi.com)如西周墓葬随葬的鬲有联裆鬲、分裆鬲、仿铜鬲等,但毛家坪秦墓中仅见联裆鬲;同样是豆,西周墓葬中所出多为折盘细棱把,而毛家坪秦墓中的豆把短粗且无棱;二者使用的陶罐亦有区别,西周墓葬所出多为弦纹折肩罐或圆肩罐等,而秦墓中的喇叭口罐,尽管其同类器物见于西周文化的遗址中,却少见用于随葬。在毛家坪西周时期秦文化与关中地区西周文化间最明显也是最重要的差别在于墓葬中的人骨葬式,即绝大多数为关中地区西周墓葬所不见的蜷曲十分严重的屈肢葬,已有许多研究者对这种独特的人骨葬式进行过讨论,不论其起因有多少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必须在人死后立即对尸体进行捆绑才可获得如此的效果。这种特殊的尸体处理方式应该与特定的族群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毛家坪西周时期秦文化载体的族群,应与关中地区使用直肢葬的周人族群有所区别。而这种屈肢葬式是关中地区东周时期以后秦人墓的最重要标志,因此作为甘谷毛家坪西周时期秦文化载体的这一族群,应该即是此后文献记载中的嬴秦族的一支。 四 甘谷毛家坪遗址地处陇东渭河上游谷地,苏秉琦先生曾指出,从陇东到陇西的这一地区,其东部与中原地区相连,西部与中亚地区相连,既是中国东西两半块间的中间模糊地带,也是二者间的界限所在,亦是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古代文化与兼有畜牧经济的古代文化的分界线。 在陇东地区能够确认的西周时期秦文化遗址除甘谷毛家坪外,仅有天水董家坪和礼县大堡子山。但正如《探索》一文所指出,当甘谷毛家坪早期秦文化遗存被确认以后,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过去在陇东地区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的所谓“西周时期”遗址,很可能有相当一部分属于秦文化遗存。从这类“西周时期”遗址的分布范围看,其向西不过兰州一线,没有越过新石器时代既已存在的中原系统文化分布的西限。从毛家坪早期秦文化遗存所反映的文化面貌看,与同时期分布于该地区及西邻的、被认为是西北地区古代羌戎文化的寺洼文化、辛店文化等几无相近之处。即使是过去被研究者认为是秦文化中属于西北地区古代文化因素的洞室墓、铲脚袋足鬲和屈肢葬式,前二者也不见于毛家坪早期秦文化遗存中。屈肢葬虽然是西北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半山、马厂、齐家等文化中所使用的葬式之一,但不见于与毛家坪早期秦文化基本同时的寺洼文化墓葬中,在辛店文化墓葬中亦较少见,加之其与二者在文化面貌上所存在的显著差异,所以很难确认毛家坪秦墓所使用的屈肢葬式,就一定是来自于西北地区的古代文化。显然苏秉琦先生提出的这条位于中国东西两半块间的分界线,一直到商周时期仍然具有其存在的意义。 考古学文化作为“分布于一定地域、存在于一定时间、具有共同特征的人类活动遗存”,在其表象背后所隐含的一定是某一特定人群的活动。本文所讨论的秦文化的起源,与在中国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长期以来颇引人注目的关于秦人起源的问题,从考古学的角度看,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二者间应该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关于秦人的起源问题,目前主要有二种意见,一种依王国维之说,认为秦人起源于西方,与西戎有着密切的联系,或许就是西戎的一支;一种依司马迁之说,认为秦人起源于东方,后由东向西迁到陇东地区,然后由西再向东发展进而统一中国;近年又有学者将秦人起源与秦文化起源结合起来,提出秦人和秦文化“源于东而兴于西”的二源说。另外在秦人东来说中,关于秦人西迁的时间和迁徙过程,目前基本倾向于在夏末商初、商代晚期和西周初年,秦人曾分别有过由济、淮流域迁到关中西部、由汾河流域迁到陇东天水地区以及由东方迁到现西安一带的三次西迁。严格地讲,本文的讨论对于追溯秦人的起源以及上面所提到的任何一次迁徙过程,都不能提供直接的考古学上的证据,但是仍然可以从中了解使用毛家坪早期秦文化的这一支嬴秦族在商代晚期以至于西周时期的活动轨迹,并且知道这支人群在到达陇东地区后,其分布范围没有越过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既已存在的中原系统文化分布的西限,在其使用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上亦与分布于其西部地区的古代文化极少相近之处。考虑上述诸种因素,这一支嬴秦族群的起源似不可能来自西方。 五 本文的讨论,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1,以甘谷毛家坪一期遗存为代表的早期秦文化,其文化面貌基本同于被认定为先周文化的郑家坡类型,其年代与郑家坡类型晚期阶段相当,大体在殷墟四期到商周之际。 2,毛家坪遗址隔宝鸡地区与周原地区郑家坡类型文化的部分遗址相同,具有较单纯的文化结构,因此毛家坪遗址的早期秦文化应源于周原地区的郑家坡类型文化。其文化载体应是一支使用郑家坡类型文化的族群,这支族群由于某种原因在商代晚期向西进入陇东地区,并且在迁徙过程中基本上保持了已有的文化面貌。 3,毛家坪遗址西周时期的秦文化,就其在文化面貌上所表现出的与同时期关中地区西周文化的相似性而论,可视之为西周文化的一支地方类型。但其在埋葬习俗,尤其是在人骨葬式上所具有的自身特点,则表明作为西周时期秦文化载体的族群,应有别于关中地区使用不同葬式的周人族群。由于这种特殊的葬式与东周以后关中地区秦人墓的葬式相同,所以这支族群应该即是此后文献记载中的嬴秦族的一支。 4,以毛家坪遗址早期遗存为代表的早期秦文化,其分布范围向西没有越过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中原系统文化分布的西限,其文化面貌亦与分布于其西部地区的寺洼文化和辛店文化没有相近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讲,使用毛家坪早期遗存为代表的秦文化的这一支嬴秦族,不可能来自西方。

基本信息:

灵泉寺北齐娄睿《华严经碑》研究……………………………………………………李裕群(63)

通过对《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发表的考古材料进行重新梳理和分析,把牛河梁遗址历年出土的红山文化遗存统一划分为两期三段。认定牛河梁遗址的早、晚两期分别代表了"居址"和"墓地"两个不同阶段,墓地阶段的早段属于红山文化中期,与中原地区的庙底沟文化年代相当,墓地阶段的晚段属于红山文化晚期,与中原和河套地区的半坡四期文化、庙子沟文化相当。将牛河梁遗址以积石冢为代表的墓地阶段的起始年代向前推进到了仰韶时代的中期,即公元前4 000年至公元前3 500年之间。认为牛河梁遗址的存续年代实际上贯穿了整个红山文化的早、中、晚三个发展阶段,

作者:刘国祥 著

湖北云梦楚王城遗址1988与1989年发掘报告……………………………………

红山文化 牛河梁遗址 时段划分 居址 墓地 功能转变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云梦县博物馆(8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3JJD780003)

出版时间:201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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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1

 

印刷时间:2016年5月

 

印次:1

以陶器为视角的红山文化发展阶段研究

ISBN:9787030465221

赵宾福  薛振华

内容简介:
  本书通过系统梳理红山文化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材料,对红山文化发现与研究历程、类型与分期、聚落布局特征、埋葬习俗、祭祀遗存、经济形态、原始宗教信仰、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与社会分工、社会分化与等级制度确立、与辽西地区及相关地区考古学文化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最终确认红山文化晚期晚段,距今5300~5000年,以牛河梁遗址上层积石冢阶段的埋葬和祭祀遗存、兴隆沟、那斯台、哈民忙哈等不同规模的聚落遗存为代表,辽西地区进入初级文明社会。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长春 130012)

目录

红山文化是分布于东北辽西地区的一支十分重要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自20世纪30年代发现以来,有关红山文化的研究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特别是在年代问题和发展阶段问题上,以往虽有论述,但观点各异。本文通过重新梳理红山文化已发表的全部材料,以地层学为基础,以陶器间的共存关系和形态比较为依据,将红山文化自早至晚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以牛河梁第五地点下层组为标识的一组和西水泉F13、第2层为标识的一组为代表,第二阶段以牛河梁第五地点中层组为标识的二组和西水泉F17、H18、H1及第1层为标识的二组为代表,第三阶段以牛河梁第五地点上层组为标识的三组和牛河梁第十六地点城子山组为代表,三个阶段分别相当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时代的早期、中期和晚期。其中第一阶段约为公元前4500年—前4000年,年代与中原地区的半坡文化晚期和后冈一期文化相当。第二阶段约为公元前4000年一前3500年,年代与中原地区的庙底沟文化相当。第三阶段约为公元前3500年—前3000年,年代与中原地区的半坡四期文化和河套地区的庙子沟文化相当。


第一章  概论
  第一节  辽西地区自然环境与区位优势
    一、自然环境
    二、区位优势
  第二节  红山文化发现与研究历程
    一、1949年以前红山文化发现与研究概况
    二、1950~1980年红山文化发现与研究概况
    三、1981~2000年红山文化发现与研究概况
    四、2001年至今红山文化发现与研究概况

 

第二章  红山文化分期、年代与类型研究
  第一节  研究回顾
    一、关于红山文化分期的主要学术观点
    二、关于红山文化类型划分的主要学术观点
  第二节  分期与年代
    一、关于红山文化分期的主要学术依据
    二、红山文化早、中、晚三期及各期特征
  第三节  类型划分
    一、魏家窝铺类型
    二、牛河梁一兴隆沟类型
    三、哈民忙哈类型
    四、那斯台类型
  第四节  小结

澳门微尼斯人娱乐,丰镐地区西周墓葬分期研究

第三章  红山文化聚落考古调查与研究
  第一节  聚落考古理论与方法
  第二节  教来河上游地区红山文化聚落形态研究
    一、概述
    二、红山文化聚落分组、分级及详述
    三、红山文化聚落分布规律探讨
  第三节  少郎河流域红山文化聚落形态研究
    一、概述
    二、红山文化聚落分级及详述
    三、红山文化聚落分布规律探讨
  第四节  半支箭河中游地区红山文化聚落形态研究
    一、概述
    二、红山文化聚落分级及详述
    三、红山文化聚落分布规律探讨
  第五节  小结

张 礼 艳

第四章  红山文化典型遗址发掘与研究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红山文化房屋形制与聚落布局研究
    一、魏家窝铺聚落遗存
    二、哈民忙哈聚落遗存
    三、西台聚落遗存
    四、白音长汗聚落遗存
    五、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聚落遗存
    六、友好村二道梁聚落遗存
    七、老牛槽沟聚落遗存
    八、哈喇海沟聚落遗存
    九、小东山聚落遗存
    十、红山文化其他聚落遗存
    十一、小结
  第三节  红山文化墓葬与祭祀遗存研究
    一、概述
    二、喀左东山嘴祭祀遗存
    三、牛河梁遗址不同地点坛、庙、冢遗存
    四、胡头沟墓葬遗存
    五、草帽山积石冢遗存
    六、田家沟西梁头积石冢遗存
    七、南台子墓葬遗存
    八、友好村墓葬遗存
    九、哈民忙哈墓葬遗存
    十、白音长汗墓葬遗存
  第四节  小结
    一、红山文化社会结构探讨
    二、红山文化社会性质探讨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化学院,长春  130024)

第五章  红山文化出土遗物研究
  第一节  陶器研究
    一、陶器种类
    二、制作方法
    三、施纹工艺
    四、陶窑址与烧陶工艺
    五、小结
  第二节  玉器研究
    一、概述
    二、玉器种类
    三、牛河梁玉器随葬状况分析
    四、玉器使用功能探讨
    五、玉雕工艺技术分析
    六、玉料来源及相关问题探讨
  第三节  石器研究
    一、石器种类
    二、加工方法
    三、使用功能
  第四节  陶塑、泥塑与石雕人像研究
    一、陶塑人像
    二、泥塑人像
    三、石雕人像

丰镐地区目前已经发掘了1000多座西周墓葬。由于以往的研究都是从局部资料入手,尚缺乏一个全面系统的墓葬分期研究。本文收集了所有已发表的墓葬资料,系统梳理了丰镐地区西周墓葬中出土陶器的种类、数量及组合情况,通过对典型陶器的类型学分析,结合地层关系和陶器在墓葬中的共存关系,将丰镐地区发表有典型陶器标本的墓葬划分为六期:第一期年代相当于西周早期偏早,即武王、成王和康王早期。第二期年代相当于西周早期偏晚,大致为康王晚期和昭王时期。第三期的年代相当于西周中期偏早,大致应当在昭王以后的穆王时期。第四期年代相当于西周中期偏晚,大致在恭、懿、孝、夷时期。第五期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偏早,大致应为厉王、共和时期。第六期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偏晚,大致为宣王和幽王时期。六期的划分基本反映出丰镐地区西周墓葬出土陶器的阶段性变化。而本文对该地区墓葬的分期编年研究,是对以往分期研究的进一步综合和细化,有助于西周文化尤其是陶器编年标尺的确立,可为其他地区西周遗存的断代研究提供必要的参照。文章不仅对典型陶器的形制演变进行了系统的归纳,而且对陶器器表纹饰的变化、各器类的数量随时间的消长,陶器的变化节奏以及陶器在墓葬内的组合变化做了细致的分析,有利于更为全面地把握丰镐地区西周陶器的总体面貌。

第六章  红山文化经济形态研究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古环境因素
  第三节  农业经济因素
    一、农业生产传统
    二、农业生产工具
澳门微尼斯人娱乐中原著明起点研讨的经过,七娘山文化探究。    三、植物考古收获
  第四节  渔猎经济因素
    一、骨、石质渔猎工具
    二、动物骨骼、鱼骨与蚌壳
    三、小结

 

第七章  红山文化原始宗教信仰与祭祀体系研究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祖先崇拜
  第三节  动物崇拜
  第四节  天地崇拜
  第五节  小结

灵泉寺北齐娄睿《华严经碑》研究

第八章  红山文化与本地区及相关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关系探讨
  第一节  红山文化与本地区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关系探讨
    一、红山文化与兴隆洼文化的关系
    二、红山文化与富河文化的关系
    三、红山文化与赵宝沟文化的关系
    四、红山文化与小河沿文化的关系
    五、红山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关系
  第二节  红山文化与相关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关系探讨
    一、红山文化与黄河流域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二、红山文化与东北其他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三、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的关系

李裕群

第九章  结语
  第一节  红山文化与辽西地区文明起源研究历程
  第二节  关于文明时代划分的理论与方法及红山文化的社会变革
    一、关于文明时代划分的理论与方法
    二、红山文化的社会变革
  第三节  从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四号大型墓看红山文化晚期独尊一人式王权的确立
    一、牛十六M4是目前所知规格zui高、墓葬形制zui复杂的一座红山文化大型石棺墓
    二、玉人、玉凤和斜口筒形玉器的组合关系成为红山文化晚期zui高规格用玉制度的重要例证
    三、红山文化晚期独尊一人式王权的确立
  第四节  红山文化玉器与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标志
    一、红山文化玉雕工艺技术取得飞跃性进步
    二、红山文化晚期形成以玉为载体的礼制形态
    三、红山文化龙图腾崇拜成为共同的精神信仰
  第五节  红山文明在中华五千年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710) 

Abstract
后记

河南安阳宝山灵泉寺是北朝隋唐时期邺城地区著名的佛教寺院。该寺为东魏武定四年(546年)道凭法师所创建。北齐时,由东安王娄睿出资,道凭弟子著名地论师灵裕重加营构。现寺内保存的北齐司徒公娄睿华严经碑和华严八会碑二块刻经碑是清代后期被重新发现的,为研究灵泉寺的历史、灵裕的思想以及北朝晚期邺城地区佛教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根据刻经碑中娄睿所具官衔及与灵裕的关系,我们可以确定该碑的镌刻年代在河清三年(564年)正月至三月间。经笔者考证,刻经碑的内容除了以前所知的《华严经·菩萨明难品》和《华严八会说》外,还有《法华经》类经典、《四分律》经典以及与护法思想有关的内容。这些经典内容的出现,集中表现了灵裕的佛教思想。娄睿除了镌刻经碑外,现存灵泉寺大留圣窟内三尊的精美佛像,也可能与他有关。

 

 

湖北云梦楚王城遗址1988与1989年发掘报告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云梦县博物馆

 

楚王城遗址位于今湖北省云梦县城的东侧,是一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湖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对楚王城遗址及其外围的诸多地点陆续进行了勘探与发掘,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其中较重要的就有珍珠坡楚墓、睡虎地秦墓、大坟头汉墓、龙岗秦汉墓、城垣的解剖等。为了配合当地的城建工程,于1988年10—11月和1988年12—1989年1月先后两次对楚王城遗址的西城区进行了发掘,总面积445平方米。共发现战国至唐宋的灰坑、灰沟、水井、房址、墓葬等71处,出土了大批陶、铜、瓷、釉陶、铁、石器等,文化遗存的内涵丰富,其中以战国两汉的各类器物为主。本报告全面报道这两次发掘的资料,可作为此前这里考古发现的补充。再次确定楚王城遗址是一座始建于东周时期的城址,至汉代被废弃。之后,楚王城仍被作为居民的聚居点,只是其居住区略向原城址的西边移位。时至今日的云梦县城,仍然是压在楚王城遗址的西城区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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