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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第3期目录及提要,陶寺遗址发掘与研究四十

1984年春季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居住址第Ⅲ发掘区的一个编号为H3403灰坑中出土,考古学年代属于陶寺文化晚期(约当公元前2200年—2000年),即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晚期.今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朱书扁壶位残器,存留口沿及部分腹片,泥质灰陶,侈口,斜颈.腹部一面鼓凸一面略平,器表饰细篮纹,口长径20.8、短颈9.2、腹最宽24.8、残高27.4厘米.扁壶鼓凸一面毛笔朱书“文”字.略平面朱书“尧|”( 释“昜”字)。沿扁壶断茬边缘涂朱一周,或有特殊意涵,知当时作书时,陶扁壶己残。陶寺城址位於临汾市西南22公里处,临汾古称平阳,史传尧都平阳,扁壶朱书陶文的发现,為陶寺城址的性质归属及尧都平阳说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佐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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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晚期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朱书陶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2006年山西省襄汾陶寺早期小城中南部宫殿区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一带出土。今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朱书陶片出自IH四第②层下一个灰坑中,打破陶寺晚期夯土基址,年代為陶寺文化晚期偏早。该坑呈不规则袋形,坑内堆积灰土和陶片等,由於较深,未做到底。朱书陶片编号为ITG9H64②:5,為陶寺晚期扁壶腹片,残长约6.5、宽约2.3-4、厚约0.3厘米。正面饰细绳纹。扁壶内壁用朱砂写似菱形笔道,上边和左边残破。整个字形不甚明瞭,但从其笔道趋势看,类似1984年陶寺晚期H3403灰坑出土扁壶朱书文字“尧”字下部“人”字的头部。朱书扁壶出土,证明1984年陶寺晚期灰坑H3403朱书扁壶绝非孤证,当期有在陶扁壶残片上书写简单文字的习俗。朱书陶文对陶寺城址性质属性的探讨有重要学术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驽)
【资料参考】《中国法书全集》-1-先秦秦汉(文物出版社)

高江涛,男,汉族,1976年2月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县。1995年考入郑州大学考古专业,1999年毕业获学士学位。2000年在开封市博物馆短暂工作,同年又考入郑州大学考古专业,师从张国硕先生,攻读硕士学位,2003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师从王巍先生攻读博士学位,2006年获得博士学位,并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工作至今,现为副研究员。 先后参加河南长垣周宜丘遗址实习发掘、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河南新密新砦遗址发掘、山西襄汾陶寺观象台发掘及宫殿区的发掘、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发掘及资料整理(2008~2010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2010、2011年度的发掘与勘探。参加2008年起的中国古代天文观测与天象崇拜遗址的调查。图片 22004年山西陶寺遗址观象台发掘 主要从事文明与国家起源、早期都邑、聚落形态考古及先秦历史地理等领域的研究。参家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项目探源工程相关课题研究;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陶寺史前天文台的考古天文学研究”项目;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主持院青年启动基金项目“中原龙山文化城址的聚落形态研究”;主持院青年中心调研项目“中国早期都城保存现状的调查与研究”。图片 32008年内蒙赤峰城子山天文遗址调查 从事研究工作以来取得了一定成果,并获得了一些较好的社会评价。博士论文《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考古学研究》获2008年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博士论文二等奖。论文《岳石文化时期海岱文化区人文地理格局演变探析》获第四届谭其骧禹贡基金优秀青年历史地理论著奖。图片 42009河南淅川下王岗发掘主要学术成果:专著:《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考古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研究论文及发掘简报:1、《从卜辞看洹北商城一号宫殿的性质》,《中原文物》2004年第5期。2、《殷代四方尊位探讨》,《2004安阳中国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3、《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建筑格局的变与不变》,《中国文物报》2005年3月18日第7版。4、《新砦遗址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中原文物》2005年第4期。5、《夏鼐先生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平顶山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6、《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农业经济考察》,《农业考古》2006年第4期。7、《环太湖地区与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宏观比较》,《东南文化》2006年第6期。8、《陶寺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中原文物》2007年第3期。9、《“六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纪要》,《考古》2007年第7期10、《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田野发掘又获新成果》,《中国文物报》2008年4月25日11、《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考古》2008年第3期12、《关于新砦期遗存研究的几个问题》,《华夏考古》2008年第1期13、《河南淅川下王岗出土铜矛观摩座谈会纪要》,《中国文物报》2009年3月14、《试论中国早期宫城的形成及初步发展》,《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5期15、《晚商时期商文化东进通道初探》,《中原文物》2009年第5期16、《聚落形态考古与中国文明起源》,《三代考古》,科学出版社,2009年17、《岳石文化时期海岱文化区人文地理格局演变探析》,《考古》2009年第11期18、《索氏青铜器铭文中的“索”及其相关问题》,《南方文物》2009年 第4期19、《中国早期都城类遗址保存现状的调查与研究》,《2008~2009国情调研》,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20、《河南淅川县下王岗遗址西周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10年第7期21、《泗水流域出土青铜礼器的历史地理考察》,《考古学集刊》第18集,科学出版社,2010年。22、《中国古代遗址的天文考古调查报告——蒙辽黑鲁豫部分》《中国科技史杂志》2010年第4期23、《陶寺遗址与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之比较研究》,《三代考古》,科学出版社,2011年。联系方式:北京东城区王府井大街27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00710。Email: gaojiangtao888@126.com

引子

关于东亚大陆早期用铜遗存问题,长期以来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如何看待年代偏早的零星用铜遗存?是否存在铜石并用时代?测年技术的进步如何改变对各区域用铜史乃至青铜时代肇始问题的认识?如是种种,都有必要在新的时点上进行梳理分析。本文即拟对相关问题做粗浅的探讨。 首先要对本文论述的空间范畴做一限定。作为地理概念的东亚大陆,既不限于今日之中国,也不等同于今日中国的范围。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广阔的大西北地区在地理上可归入中亚范畴,在文化上也与后者保持着很大的类似性”[1],所以本文关于东亚大陆早期青铜遗存的讨论,不包括出土了众多早期铜器、地理上属于中亚的新疆地区。 一、由对“铜石并用时代”的异议说起 1980年代,严文明正式提出了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存在一个“铜石并用时代”的概念。同时,他把铜石并用时代再分为两期:“仰韶文化的时代或它的晚期属于早期铜石并用时代,而龙山时代属于晚期铜石并用时代”[2]。文中提出了“是否一开始出现铜器就应算是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的问题,作者的回答应是肯定的:“如果说仰韶文化早期的铜器暂时还是孤例,而且制造方法还不明了,那么仰韶文化的晚期显然已知道炼铜,至少进入了早期铜石并用时代”。目前,这一划分方案成为学界的主流认识。 另一种划分方案是,“把发现铜器很少,大约处于铜器起源阶段的仰韶文化时期归属新石器时代晚期。可把龙山时代笼统划归为铜石并用时代(目前也称新石器时代末期)”[3]。与此相类的观点是“仅将龙山、客省庄、齐家、石家河、陶寺、造律台、王湾三期、后岗二期及老虎山等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或文化类型视为铜石并用时代”。其理由是,“我们目前还不能仅据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后段所产生的若干新因素去推想当时‘可能’或‘应该’有了铜器,所以,将一个实际上尚未出现铜器的时期也归并为‘铜石并用时代’应该说是名不副实的”[4]。 的确,在前述第一种方案中,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大约从公元前3500年至前2600年,相当于仰韶文化后期。这时在黄河中游分布着仰韶文化,黄河下游是大汶口文化,黄河上游是马家窑文化。在长江流域,中游的两湖地区主要是大溪文化晚期和屈家岭文化,下游包括太湖流域主要是崧泽文化”。其中,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晚期、屈家岭文化和崧泽文化中尚未发现铜器及冶铜遗存,其他地区“这阶段的铜器还很稀少,仅在个别地点发现了小件铜器或铜器制作痕迹”[5]。而在《中国通史·第二卷》“铜石并用时代早期”一节近70页的叙述中,完全没有对铜器和冶铜遗存的具体介绍。类似情况也见于《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一书,在关于铜石并用时代早期一千年(公元前3500-前2500年)遗存几十页的叙述中,仅一处提及了林家遗址出土的马家窑文化青铜刀[6]。由此可见这一阶段铜器及冶铜遗存乏善可陈的程度。故学者对此多采取存而不论、一笔带过的处理方式[7]。 在认可“铜石并用时代”存在的观点之外,更有学者认为“其实铜石并用时代(Chalcolithic Age)又称红铜时代(Copper Age),是指介于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的过渡时期,以红铜的使用为标志。西亚在公元前6000年后期进入红铜时代,历经2000余年才进入青铜时代。红铜、砷铜或青铜四千年前左右几乎同时出现在齐家文化中,数以百计的铜器不仅证明齐家文化进入了青铜时代,而且表明中国没有红铜时代或铜石并用时代”[8]。 关于“铜石并用时代”和“红铜时代”的关系,中国考古学家有自己的界定:“过去一般认为,铜石并用时代是已发明和使用红铜器但还不知道制造青铜器的时代,所以有时也称作红铜时代。现在看来,这种理解有些绝对化了。不错,有些地区的铜石并用时代文化中只有红铜器而没有青铜……另一些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则有青铜……中国不但在龙山时代有青铜和黄铜,就是仰韶时代也有青铜和黄铜,这当然与所用原料的成分有关,不能因为有这样一些情况而模糊了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界线,以至于否认中国有一个铜石并用时代”[9]。与此类似的表述是,“无论哪种意见所述铜石并用时代,都不能把它等同于铜石并用时代的概念。即使是目前发现红铜器较多的齐家文化,也并不能纳入单纯的红铜时代。中国早期没有形成一个红铜时代,走了不同于亚欧其他国家的冶铜发展道路”[10]。 鉴于上述,东亚大陆是否存在铜石并用时代?如果存在,是否能早到公元前3500-前2500年这个时期?这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二、关于“原始铜合金”遗存的发现 在东亚大陆早期铜器及冶铜遗存的发现中,较早的几例尤为引人注目。这里试综合学术界的发现与研究成果略作分析。图片 5 陕西临潼姜寨黄铜片、黄铜管状物[11],属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约公元前4700年。陕西渭南北刘黄铜笄[12],属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约公元前4000-3500年。 “原始铜合金”概念的引入,可以较好地解释这类早期用铜遗存:“从矿石中带来的杂质,其存在标志着冶炼红铜的失败与早期冶铜技术的不成熟。含有这些杂质的铜与后来人类有意识进行人工合金而得到的各种铜合金,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并不能因为这些铜中含有锡或铅,就称之为青铜,更不能认为它们同于后世的人工有意识制造出来的铜合金。为了使二者有所区别,把这种早期的、偶然得到的、含有其它元素的铜叫做‘原始铜合金’比较合适”。因而,“姜寨的‘黄铜’片的出现,既是可能的,又是偶然的,应该是选矿不纯的产物。虽然这是1件世界上年代最早的‘铜锌合金’,但它的出现对于后来的冶炼黄铜的技术并无任何实际意义,应属于原始铜合金”[13]。如此获取的原始铜合金偶然性大且不能量产,在各地皆昙花一现,与后来的青铜冶铸有大时段的冶金史空白。仰韶文化的黄铜、马家窑文化的青铜刀含渣量均很高,表明当时还没有提纯概念。 山西榆次源涡镇陶片上红铜炼渣[14],属仰韶文化晚期晋中地方类型[15],约公元前3000年。 东乡林家青铜刀[16],锡青铜,单范法铸造,属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晚期。最初认为约当公元前3000年前后[17];本世纪初推断为公元前2900-2700年[18]。这是目前东亚地区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该遗址的灰坑中另出有铜渣,应“是铜铁共生矿冶炼不完全的冶金遗物”,“可认为中国在冶炼红铜、青铜之前,存在着利用共生矿冶铜技术的探索实践阶段”[19]。 严文明指出,“现知在甘肃有丰富的铜矿,有些矿石中偶尔也会含有少量锡石即氧化锡,用木炭加温即可还原。所以林家青铜刀子的出现,可能与当地矿产资源的条件有关,不一定是有意识地冶炼青铜合金的结果”。而“回顾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往往有一些极重要的发明开始带有偶然性质,如果适应了社会的需要,就会很快推广和不断发展;如果一时并不急需,就将长期停滞甚至中断而失传,等到产生了新的社会需要后才重新发展起来。人类用铜的历史也有类似的情况”[20]。显然,这些零星的偶然发明,由于有很大的时间空白,不排除中断、失传的可能性,我们还无法将其作为后来龙山时代晚期集中用铜现象的清晰源头来看待。 另一方面,如滕铭予所言,“尽管我们提出马家窑文化的铜刀,作为原始铜合金是一种偶然的现象,但它的出现毕竟标志着甘青地区在仰韶时期己经出现了人工冶铜技术”[21]。 也有学者认为,林家青铜刀所显现的“青铜技术的出现,仍不能不考虑西方文化渗入的可能性”[22]。这对早期用铜遗存出现的偶然性、断裂性以及合金的复杂面貌来说,不失为一个合理的解释。 三、新的测年更新对区域用铜史的认识 前引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用铜遗存的年代测定,都是早年进行的,在目前高精度系列测年的框架下,恐怕有重新审视调整的必要,但目前还缺乏最新的研究。泰安大汶口墓地M1骨凿上曾发现铜绿[23] ,该墓的年代属大汶口文化晚期。这是一个用铜遗存随学科进展而年代被不断下拉的典型例证。 关于该墓所属的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年代,1980-1990年代推断为约公元前3000-2600年[24];本世纪初推断为约公元前2800-2500年[25]。最新的认识是,“大汶口文化结束的时间和龙山文化兴起的时间约为公元前2300年前后,比传统的认识晚了约200年”[26]。 由是,以往认为偏早的华东地区用铜遗存的年代,被下拉约300年以上,这强化了用铜遗存西早东晚的态势。但应指出的是,西北和北方地区既往的测年数据,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遗存的系列测年数据不具有可比性。中原地区“与传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编年框架相比较,新的认识普遍晚了约200至300年”[27]。就西北和北方地区早年的测年结论而言,这是一个可资比较的参考数值。 北方地区红山文化的用铜史,因测年工作的进展,也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首先是凌源牛河梁冶铜炉壁残片,原推断为红山文化晚期遗存,约当公元前3000年前后[28]。后经碳十四测年,“炉壁残片的年代为3000±333~3494±340BP,要比红山文化陶片和红烧土年代晚约1000多年,属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范围”[29]。 除此之外,另两处关于红山文化铜器和冶铜遗存的发现则尚存异议。 一处是在凌源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4号积石冢的一座小墓内,曾发现一件小铜环饰,经鉴定为红铜[30],发掘者称此墓为“积石冢顶部附葬小墓”,认为“这项发现地层关系清楚,材料可靠,被冶金史界称为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铜标本之一,也证明这一地区的冶铜史可追溯到五千年前红山文化”[31]。 但在牛河梁遗址正式发掘报告中,该墓被列于4号冢主体之外的“冢体上墓葬”,这3座小墓“利用原冢的碎石砌筑墓框并封掩,叠压或打破冢体顶部的堆石结构”。除了这座85M3出土了铜耳饰和玉坠珠各一件外,其他两座小墓无任何随葬品[32]。报告没有明言其年代,但显然是将其当作晚期遗存的,在结语中也未再提及红山文化铜器发现的重要意义。安志敏指出,“当时目睹的一座石冢表层的石棺里曾出土过一件铜饰,似不属于红山文化的遗存”,结合前述冶铜炉壁残片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情况,他断言“牛河梁遗址具有不同时代的文化遗存,已经是无可怀疑的事实”[33]。 据报道,敖汉旗西台遗址曾出土2件小型陶质合范,当用于铸造鱼钩类物品,一般认为“可视为探索红山文化铸铜技术的重要线索”[34]。该遗址1987年发掘,发掘面积达5400平方米,但一直未正式发表材料。最初的简讯中并未提及陶范的发现[35]。近年所发《简述》[36]中,报道了西台遗址出土陶范的情况: “陶范 两组合范,F202①层出土两组保存较完整合范。第1组外形呈长方体,每扇长5、宽3.5、厚2厘米,上面留有浇口,范腔为一鸟首,应是铸造小青铜饰的模具。第2组较小,每扇长2.5、宽2.1厘米,留有浇口。另外,在房址F4和南部围壕内共出土6件单扇的陶范,均为残件”。 由此可知,敖汉西台遗址出土的陶范不止2件,而是有若干发现。惜语焉不详,无法获知细节。依《简述》,“西台遗址虽未作碳-14年代测定,从出土遗物看,属红山文化中期。大约在距今6500-6000年”,而陶质合范“是铸造青铜器的模具”。对于陶范的年代与性质的判定都不知何据。如此早的冶铸青铜的遗存出现于东亚尚闻所未闻。另有学者推测这一红山文化陶范的年代在距今5800-4900年之间[37]。我们还注意到,与凌源牛河梁遗址相类,西台遗址也属复合型遗址,“包含新石器时代兴隆洼、红山和青铜时代夏家店下层和夏家店上层等多种文化遗存”[38],“有一部分夏家店下层类型与红山类型时期的遗址重合”[39]。看来,这批陶范是否属红山文化,尚无法遽断。 也即,到目前为止,尚无可靠的证据表明红山文化晚期遗存中存在用铜的迹象。 四、齐家文化用铜遗存的阶段性变化 齐家文化虽发现较早,但一直没有建立起综合的分期框架。1987年,张忠培发表了《齐家文化研究》一文[40],可以认为是奠基之作,其初步的分期研究结束了把延续数百年的齐家文化当作一个整体看待的局面。 就用铜遗存而言,他把齐家文化分为三期8段,指出经过鉴定为青铜制品的遗迹单位,均属于齐家文化第三期;而早于第三期的铜器,经鉴定者全部为红铜。他认为出土红铜器的阶段,“已进入金石并用时代的发展阶段。齐家文化三期7、8段的几件青铜器,当是制铜技术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在中国广大土地上孕育出来的许多不同谱系的考古文化中,还只有齐家文化可能被认为是独立地走过了纯铜—青铜这一基本完整的制铜技术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滕铭予提出了更为系统的甘青地区早期铜器起源和发展的序列:红铜、原始铜合金—红铜—红铜、青铜—青铜,认为这“反映了这一地区早期冶铜技术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41]。 依前述韩建业的分期方案,“齐家文化中期”相当于龙山时代后期的铜石并用时代晚期(约公元前2200-前1900年),偏西河西走廊东部诸遗址发现红铜器;而“齐家文化晚期”相当于夏代晚期至商代初期的青铜时代前期(公元前1900-前1500年),红铜与锡青铜、铅青铜、铅锡青铜共存[2005年第3期目录及提要,陶寺遗址发掘与研究四十年历史述略。42]。 一般认为陇山山麓地区以天水师赵村第七期遗存为代表的“齐家文化早期”(约公元前2500-前2200年),“可看作是客省庄二期文化的地方变体”[43],也有学者指出这类遗存“与柳湾为代表的西部齐家文化是有差异的。反之,却与关中客省庄文化更为靠近”[44]。更多的学者倾向于这类遗存并不属于齐家文化[45]。就目前的认识,后者的看法似更为切实。无论如何,在这类遗址中尚无用铜遗存发现。 如果将陇山山麓地区年代偏早、不见用铜遗存的所谓“齐家文化早期”遗存排除于齐家文化之外,而铜石并用时代晚期“铜石并用”才名副其实,那么上述齐家文化就跨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前期两大阶段。 在最新发掘的甘肃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中,北区的墓葬年代较早,约当齐家文化中期。“值得注意的是,在M1202和M1467的随葬陶器中,各有1件白陶盉,形态甚似二里头文化的同类器物”[46]。从白陶盉的形态上看,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晚段(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650年前后)相当,可知这类墓葬的年代不早于此。这与最新估定的齐家文化的年代框架大致吻合:“暂时可以将齐家文化的年代上限定在公元前3千纪末叶,年代下限则相当于公元前2千纪中叶,公元前2100-前1450年应当是一个可以参考的年代范围”[47]。可知齐家文化青铜器的存在年代上限相当二里头文化的起始年代,下限则相当于二里岗文化早期。图片 6 五、关于东亚大陆青铜时代肇始的问题 青铜时代是“以青铜作为制造工具、用具和武器的重要原料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48]。一个共识是,“青铜时代必须具备这样一个特点:青铜器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偶然地制造和使用青铜器的时代不能认定为青铜时代[49]。 关于中国青铜时代的肇始时间,则众说纷纭。部分学者认为龙山文化晚期或龙山时代已进入青铜时代,年代约当公元前3000年或稍晚[50]。因用铜遗存仅有零星的发现,并不符合上述青铜时代的特点,故可以不考虑其可能性。 1980年代以降,一般把成批出土青铜礼容器、兵器、工具、饰物等的二里头文化,作为中国青铜时代早期文化。由于1980年代当时二里头文化碳素测年的数据落在公元前2080-前1580年,所以一般认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上限[51]。 嗣后,有研究者将西北地区的早期用铜遗存纳入青铜时代,认为存在西北地区和中原地区两大独立起源地,但在绝对年代上,仍认为二者大体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进入青铜时代[52]。 据最近的研究,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当属新疆地区,年代上限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其次为甘肃、青海和陕西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年代上限在公元前1900年前后,主要包括四坝文化和晚期齐家文化;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在北方地区出现了朱开沟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与此同时或稍晚,在中原地区诞生了青铜时代文化——二里头文化;通过二里头文化,青铜技术还传播至黄河下游的岳石文化等当中。这清晰地勾勒出早期青铜文化流播的主方向是自西向东[53]。 由对东亚大陆各地用铜遗存最新年代学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对上文提及的四坝文化、晚期齐家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二里头文化和岳石文化的用铜遗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图片 7 河西走廊张掖西城驿冶炼遗址的发掘,提供了串联起马厂文化、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用铜遗存的最新信息。西城驿遗址“一期为马厂晚期遗存,年代为距今4100~4000年;二期文化因素较为复杂,年代为距今4000~3700年……三期为四坝文化遗存,年代为距今3700~3600年”。“西城驿遗址一期与酒泉照壁滩遗址、高苜蓿地接近,二期与武威皇娘娘台遗址接近,三期与民乐东灰山、玉门火烧沟遗址年代接近。干骨崖略晚于西城驿遗址三期”[54]。 所谓“文化因素较为复杂”的二期遗存,被称为“过渡类型”或西城驿文化[55]。“‘过渡类型’遗存是进入河西走廊的齐家文化在向西发展的过程中和马厂类型融合后所产生的一支新的文化遗存”。“在河西走廊的中西部……齐家文化的陶器多与‘过渡类型’的陶器共存”[56]。这就把叠压于这类遗存之上、原订为公元前2000-1500年之间的四坝文化遗存的年代,下压到了公元前1700-1600年之间。而与齐家文化前期大体共时的西城驿二期铜器的材质还是以红铜为主;到了属于四坝文化的西城驿三期则以合金为主,合金中砷青铜为多[57]。 要之,以四坝文化为代表的河西走廊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在公元前1700年前后;河湟与陇东地区的齐家文化晚期(以齐家坪、秦魏家为代表,相当于张忠培所分第三期7、8段)与其大体同时。关于齐家文化晚期的用铜遗存,张忠培指出,“由于还存在相当数量的红铜制品,和有时仍采用冷锻技术制作青铜器,故即使把这时期归入青铜时代,也只能是这时代的伊始阶段”[58]。这一观点目前看来也是中肯的。 内蒙古中南部鄂尔多斯朱开沟遗址的第三、四段遗存中出土若干锥、针等小件铜器。其中第四段的测定年代为距今3685-3515年,相当于“夏代的晚期阶段”;第三段的出土器物“与二里头遗址第二期遗存中出土的部分同类期都颇为一致”。如与中原地区的高精度系列测年相比照,其上限应不早于公元前1600年。从出土用铜遗存看,只是到了相当数量的青铜兵器和容器出现的该遗址第五期,该地才已进入青铜时代,已相当于二里岗文化晚期阶段[59]。 至于内蒙古东部和辽西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铜器,一般认为约当夏至早商时期,其年代多被推定在公元前2000-前1600年之间[60]。目前集中出土且经年代测定的,只有赤峰敖汉旗大甸子遗址集中出土的一批青铜器。这批铜器的年代区间,在公元前1735-前1460年[61],如与中原地区的高精度系列测年相比照,不排除年代更晚的可能性。从大甸子墓葬的随葬品中伴出与二里头文化二期风格近似的陶鬶、爵之类器物看,知其年代上限应不早于二里头文化二期,而下限应已相当于二里岗文化早期。其他地点出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铜器,尚未见有明确早于这一年代数据的例子。 中原地区在二里头文化之前,仅有零星的用铜遗存发现。如襄汾陶寺遗址发现有红铜铃和砷铜齿轮形器、容器残片等,但未见青铜[62];登封王城岗遗址曾出土青铜容器残片[63],新密新砦遗址曾出土红铜容器残片[64]等。二里头文化第一期发现的铜器尚少,且均为小件器物。第二期开始出现铜铃和嵌绿松石铜牌饰等制作工艺较复杂的青铜器,第三期始有成组的青铜礼容器和兵器等出土[65]。故就目前的考古材料而言,中原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至多是二里头文化第二期。依最新的系列测年结果,二里头文化第二期的上限不早于公元前1680年[66]。 至于海岱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中零星发现的用铜遗存,多为小件工具和装饰品,应为中原文化影响所致,尚未在其所处的社会中显现出“显著的重要性”,因而难以认为其已进入青铜时代。 要之,就目前的认识,整个东亚大陆多地区大致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约当公元前1700年前后。第一批进入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只有四坝文化、齐家文化晚期、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二里头文化。这些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间的交流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究。 六、简单的结论 综上所述,东亚大陆公元前4700年至2300年之间所出现的零星用铜遗存,应属“原始铜合金”,是古人“利用共生矿冶铜技术的探索实践”的产物,其出现具有偶然性且不能量产,与后来红铜、青铜器的生产存在大时段的冶金史空白。因而,这一阶段应仍属新石器时代的范畴。而由上述观察可知,东亚大陆应不存在以使用红铜器为主要特征的所谓“铜石并用”时代。齐家文化铜器出现的初始阶段、陶寺文化中晚期是否仅使用红铜,还有待于今后的发现。即便它们都有一个以使用红铜器为主的阶段,其延续时间也不过200-300年。在多数区域,早期铜器的使用呈现出红铜、砷铜、青铜并存的状况。延续时间短、各种材质的铜器共存,暗寓着用铜遗存出现的非原生性。如多位学者已分析指出的那样,东亚大陆用铜遗存的出现,应与接受外来影响关系密切。至于东亚大陆部分区域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依据最新的年代学研究,要晚到公元前1700年前后了。注 释[1] 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2] 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3] 任式楠:《中国史前铜器综论》,《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祝贺石兴邦先生考古半世纪暨八秩华诞文集》,三秦出版社,2003年。[4] 张江凯、魏峻:《新石器时代考古》第22-23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5] 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第212-2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6] 韩建业:《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第139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7] 石兴邦:《青铜时代》条,《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张海、陈建立:《史前青铜冶铸业与中原早期国家形成的关系》,《中原文物》2013年第1期。[8] 易华:《从齐家到二里头:夏文化探索》,《夏商都邑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9] 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10] 任式楠:《中国史前铜器综论》,《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祝贺石兴邦先生考古半世纪暨八秩华诞文集》,三秦出版社,2003年。[11] 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第148页;附录六韩汝玢、柯俊:《姜寨第一期文化出土黄铜制品的鉴定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12] 西安半坡博物馆、渭南市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渭南北刘遗址第二、三次发掘简报》,《史前研究》1986年第1、2期合刊。孙淑云、韩汝玢:《甘肃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冶炼、制造技术的研究》,《文物》1997年第7期。[13] 滕铭予:《中国早期铜器有关问题的再探讨》,《北方文物》1989年第2期。[14] 安志敏:《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15] 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16]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临夏回族自治州文化局、东乡族自治县文化馆:《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并附录《甘肃省博物馆送检文物鉴定报告》,《考古学集刊》第4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7]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18] 任式楠:《中国史前铜器综论》,《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祝贺石兴邦先生考古半世纪暨八秩华诞文集》,三秦出版社,2003年。[19] 孙淑云、韩汝玢:《甘肃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冶炼、制造技术的研究》,《文物》1997年第7期。[20] 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21] 滕铭予:《中国早期铜器有关问题的再探讨》,《北方文物》1989年第2期。[22] 韩建业:《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第139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23]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第43页图版32 : 13,文物出版社,1974年。[24] 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栾丰实:《大汶口文化的分期和类型》,《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25] 任式楠:《中国史前铜器综论》,《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祝贺石兴邦先生考古半世纪暨八秩华诞文集》,三秦出版社,2003年。[26] 北京大学:《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3500BC-1500BC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年代研究》,中国考古网,2011年11月24日。] 北京大学:《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3500BC-1500BC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年代研究》,中国考古网,2011年11月24日。] 郭大顺:《赤峰地区早期冶铜考古随想》,《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序言,第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29] 李延祥、韩汝玢、宝文博、陈铁梅:《牛河梁冶铜炉壁残片研究》,《文物》1999年第12期。李延祥、朱延平、贾海新、韩汝玢、宝文博、陈铁梅:《辽西地区早期冶铜技术》,《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30] 韩汝玢:《近年来冶金考古的一些新进展》,《中国冶金史论文集》,北京科技大学,1993年。[31] 郭大顺:《赤峰地区早期冶铜考古随想》,《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32]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第205-208页,图版一七六,文物出版社,2012年。[33] 安志敏:《关于牛河梁遗址的重新认识——非单一的文化遗存以及“文明的曙光”之商榷》,《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1期。[34] 刘国祥:《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概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第29卷1期,2006年。[35] 杨虎:《敖汉旗西台新石器时代及青铜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89年。[36] 杨虎、林秀贞:《内蒙古敖汉旗红山文化西台类型遗址简述》,《北方文物》2010年第3期。[37] 任式楠:《中国史前铜器综论》,《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祝贺石兴邦先生考古半世纪暨八秩华诞文集》,三秦出版社,2004年。[38] 杨虎:《敖汉旗西台新石器时代及青铜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89年。[39] 陈红:《辽河上游新石器—青铜时代经济生活的推测》,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40] 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87年第1、2期。[41] 滕铭予:《中国早期铜器有关问题的再探讨》,《北方文物》1989年第2期。[42] 韩建业:《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第164-166、196-200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43] 韩建业:《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第151-152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44] 李水城:《中国西部地区史前考古的几点思考——<</span>师赵村与西山坪>读后》,《中国文物报》2001年9月7日。[45] 籍和平:《从双庵遗址的发掘看陕西龙山文化的有关问题》,《史前研究》1986年第1、2期合刊。张忠培、杨晶:《客省庄与三里桥文化的单把鬲及其相关问题》,《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02年。陈小三:《河西走廊及其邻近地区早期青铜时代遗存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46] 钱耀鹏、周静、毛瑞林、谢焱:《甘肃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发掘及主要收获》,《西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47] 陈小三:《河西走廊及其邻近地区早期青铜时代遗存研究》第79页,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48] 石兴邦:《青铜时代》条,《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49] 蒋晓春:《中国青铜时代起始时间考》,《考古》2010年第6期。[50] 李先登:《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器的起源》,《史学月刊》1984年第1期。陈戈、贾梅仙:《齐家文化应属青铜时代——兼谈我国青铜时代的开始及其相关的一些问题》,《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3期。[51]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第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石兴邦:《青铜时代》条,《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52] 白云翔:《中国的早期铜器与青铜器的起源》,《东南文化》2002年第5期。[53] 韩建业:《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文物出版社,2008年。韩建业:《略论中国的“青铜时代革命”》,《西域研究》2012年第3期。[54] 陈国科、李延祥、潜伟、王辉:《张掖西城驿遗址出土铜器的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2期。[55] 李水城:《“过渡类型”遗存与西城驿文化》,《早期丝绸之路暨早期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陈国科、王辉、李延祥:《西城驿遗址二期遗存文化性质浅析》,《早期丝绸之路暨早期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56] 王辉:《甘青地区新石器一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谱系与格局》,《考古学研究:庆祝严文明先生80寿辰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2年。[57] 陈国科、李延祥、潜伟、王辉:《张掖西城驿遗址出土铜器的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2期。[58] 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59]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博物馆:《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第284-285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60] 白云翔:《中国的早期铜器与青铜器的起源》,《东南文化》2002年第5期。[6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第208页,科学出版社,1996年。[62] 高江涛、何努:《陶寺遗址出土铜器初探》,《南方文物》2014年第1期。[63] 李先登:《王城岗遗址出土的铜器残片及其他》,《文物》1984年11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64]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新密新砦——1999~2000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第223-224页、彩版一六-七,文物出版社,2008年。[65] 陈国梁:《二里头文化铜器研究》,《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66] 张雪莲、仇士华、蔡莲珍、薄官成、王金霞、钟建:《新砦-二里头-二里冈文化考古年代序列的建立与完善》,《考古》2007年第8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第1236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国际研讨会”论文汇编》,甘肃广河,2015年8月) 文章来源:新浪博客 考古人许宏


附录:陶寺遗址报告首发 佐证五千年中华文明
2015-12-14 15:30:56 来源: 北京日报
图片 8
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扁壶,其上为朱砂书写的“文”字(资料照片)。
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 历经长时段考古挖掘,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整理、编纂与修改,集结而成的《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于12日正式出版,备受考古界关注。
当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举办的“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研讨会上,报告主编、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高炜介绍,《襄汾陶寺》是由多位考古学家参与编写,通过15个专题对陶寺遗址考古资料做了科技检测分析,代表了中国史前考古与现代科技手段联合攻关的学术范式。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南部临汾市襄汾县城东北约7公里的陶寺镇,遗址面积300万平方米以上。1978年至1985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与山西原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对陶寺遗址做了大规模发掘,获得陶器、石器、礼乐器、装饰品等数量繁多的精美文物,揭开陶寺遗址的神秘面纱。特别是红铜铸造铜铃与类似文字符号的发现,引起海内外关注,也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与礼制研究,提供了珍贵的重要材料。
1999年开始,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对陶寺遗址开始了新一轮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2002年起,陶寺遗址考古工作被纳入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山西队领队何驽说:“在第二阶段考古工作中,发掘总面积约8000平方米,基本确定了陶寺早中晚三期的宫城、观象祭祀台、祭地礼制建筑、工官管理手工业作坊区等,使学界认识到陶寺遗址是目前考古探明功能区划齐全、具有典型双城制模式的都城遗址;陶寺文化社会已进入到邦国形态。”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所长白云翔认为,历经37年、两大阶段的陶寺遗址考古发掘,提出了一条较为完整的系列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都城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均与文献记载的尧都有相当高的契合度。陶寺遗址的一系列新发现,成为佐证“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依据,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核心的重要源头。
本次研讨会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文物局等共同主办。研讨会上,多位学界专家纷纷表示,陶寺遗址发掘工作还需进一步加强相关研究和论证,对陶寺文化的来龙去脉做系统性、多学科的统筹整理。
“重视对遗址的保护与合理利用,统筹好陶寺遗址与当地社会、文化资源的有效衔接,做好遗址博物馆的建设等,都将是下一阶段需要面对和解决好的问题。”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说。

代表作全文浏览:

陶寺遗址是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探索中的关键支点性都邑遗址,是考古探索、推动“尧舜禹传说时代”成为信史的关键遗址,因此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历来受到海内外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

 

《陶寺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

2018年是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正式考古发掘四十周年。四十年来,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跌宕起伏,饱经风雨,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与突破,也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挫折,也曾饱受各种质疑与非难。陶寺,作为中国考古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关键性史前都邑考古遗址,其发掘与研究工作,非常值得从学术史的角度,加以总结与思考,对史前都邑考古,必定有积极的参考与借鉴意义。

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

《岳石文化时期海岱文化区人文地理格局演变探析》《陶寺遗址出土铜器初探》

陶寺遗址发掘与研究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两个大阶段。第一阶段为1958年至1998年。第二阶段为1999年至今。两个阶段的工作,有许多的传承,但也有很大的不同。

李水城

一、第一阶段(1958年~1998年)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  100871 )

陶寺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的第一阶段,还可再细分为三个时期。1978年陶寺遗址正式发掘之前为学术准备时期,1987年~1985年为田野发掘期,1986年至1998年第一阶段研究期。

   

1.学术准备期

中国境内发现的“早期铜器”主要集中在两个区域,一个在西北地区(甘肃、青海和新疆),发现器物1000件以上。另一个在中原地区(晋南和豫西),发现200件器物。西北地区的早期铜器长期保持以制作兵器、工具和装饰品为主,并延续石范和锻打技术,其合金工艺严禁表现出不同的区域特征。如河西走廊—新疆地区为红铜—砷铜—青铜,河湟地区为红铜—青铜。中原地区从龙山晚期—二里头早期也是以小件工具、兵器为主,装饰品少见。合金工艺从红铜接发展到青铜,大约从二里头二期开始出现泥范技术,这为日后黄河流域青铜礼器的铸造和青铜工艺的发展奠定了根基。总之,西北与中原在冶金术上存在的差异与各自所在区域的矿冶资源、经济形态、文化传统以及东西文化的交流等有一定的关系。自公元前3000年始,东西方之间的交流逐渐加强。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国形成了以河西走廊—新疆与中亚毗邻,从很早起就与外界存在着交互作用,并将一些先进的冶金技术传入河湟地区,继而对中原地区施以潜移默化的作用。

1958年,新中国成立后晋南文物普查中,丁来普首先发现陶寺遗址,当时确认的范围仅限于陶寺村南南沟与赵王沟之间,约数万平方米。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建山西队,张彦煌任队长,时任考古所所长夏鼐先生交给山西队的重要课题就是“夏文化探索”与“商文化研究”。1959年~1963年秋冬,张彦煌带领山西队,在晋南地区进行了四次大规模调查,行政区域包括临汾地区和运城地区的15个县,8000余平方公里,发现仰韶文化至北朝时期遗址306处,当时重新认定陶寺遗址范围包括陶寺村南、李庄、中梁村、沟西村。

中原地区对冶金术的探索起步较早,但进展缓慢,公元前2000年以后,随着西部与中原地区文化交往的加强,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二里头时期冶金术的进步,其文化互动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具有独特的黄河文明风格、发达的冶金工艺最终在二里头文化晚期得以形成。

1973年,“文革”尚未彻底结束,但是中国的考古工作开始恢复。苏秉琦先生指出,探索国家和文明起源,必须从城市、都城等大遗址考古突破。于是,山西队张彦煌、徐殿魁、高炜以及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的叶学明进行晋南考古复查,再次复查了陶寺遗址,因其面积巨大,而定为晋南首选发掘对象。1977年高天麟、高炜、郑文兰与襄汾县文化馆的尹子贵和陶富海,又一次复查陶寺遗址。

 

1978年初,考古所夏鼐所长在听取山西队提出的陶寺遗址发掘方案后,批准了这一方案。同年4月初,考古所与山西省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开始正式发掘陶寺遗址。陶寺遗址被选择正式发掘,显然是围绕着从城市、都城等大遗址的角度探索“夏文化”这一学术目的,使得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一开始便深深地打上了学术考古的烙印,直至今日。


2.田野发掘期

 

自1987年4月至1985年6月,陶寺遗址经历了15个发掘季7年半时间,发掘总面积约7000平方米,在普通居址和早期王族墓地这两个区域有了重大收获。具体参加人员,高炜先生已有详细的介绍,具体的发掘成果,也最终于2015年出版。

长宁七个洞崖墓群汉画像研究

陶寺遗址这一阶段的发掘,由张彦煌队长指导,高天麟实际负责,高炜和张岱海参与主持工作。

罗二虎

1978年陶寺遗址发掘伊始,仅针对文化遗存堆积丰富的居址进行发掘,获得了丰富的陶器资料。对陶寺遗址做了早、晚两期分期,相对于后来陶寺文化分期的早期和晚期。早期器物组合为釜灶、扁矮足鼎、侈口罐、缸、扁壶、折腹盆、罐、瓮等。晚期组合为鬲、甗、斝、圈足罐、折肩罐、圈足豆、敞口盆、单耳杯、扁壶等,不见釜灶、鼎、缸。简报指出,陶寺类型早期与晚期之间有缺环。文化性质初步判定为“陶寺类型龙山文化”。主要分布于翼城、曲沃和襄汾一带。早期的相对年代不早于西王村龙山文化,不晚于河南龙山文化。大致与河南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平行发展。

(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 上海  200436)

1983年至1984年,陶寺遗址居址的发掘过程中,发现遗址西北部陶寺文化层下,局部叠压更早的文化遗存堆积,陶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为主,器物组合为圆腹罐、筒形罐、大平底盆、折腹盆、擂钵、敛口钵、小口尖底瓶等。纹饰以篮纹为主。发掘者认为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与陶寺类型之间没有直接承袭关系。卜工、田建文、董琦等学者则认为陶寺遗址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属于仰韶文化晚期偏晚,或称西王村三期文化。而此次陶寺居址的发掘,还增添了陶寺文化中期遗存,陶器组合包括双鋬鬲、单把鬲、小口折肩罐、扁壶、圈足瓮、单耳杯等,将早期与晚期之间的缺环弥补上了,当时估计陶寺中期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现在看来当时的推测年代偏早。

  

1978年秋季,在继续发掘陶寺居址的同时,开始发掘陶寺墓地,即现在我们提出的陶寺早期王族墓地,占地面积约4万平方米,探出墓葬近万座。至1985年发掘结束,发现墓葬1379座,清理1309座。1983年发表的简报中,将陶寺早期王族墓地发掘的墓葬大致分为大、中、小型,90%以上是小型墓葬,几乎没有任何随葬品。早期大型墓葬随葬品十分丰富,除了彩绘陶龙盘之外,还有陶鼓、鼍鼓、石磬等礼乐器,有成套的彩绘陶器和木器。尽管大、中、小型墓葬同处于氏族墓地,但是财富与权力分化已极为明显。当然,该墓地实际是从早期延续到晚期。简报相信,陶寺这批墓葬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资料。

本文在原简报的基础上补充完善了长宁七个洞崖墓和画像的基本资料,同时对这批画像的内容分类进行了考释,然后对其画像特点、墓制葬俗、符号与早期道教等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探讨研究。

同年发表的《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则根据墓葬规模、随葬品组合、葬具等标准,对大、中、小型墓葬进行了细分:9座大墓分为甲、乙两种,80余座中型分为甲、乙、丙三种,610余座小型墓分为甲、乙两种,表明陶寺早期,氏族内部就已经呈现出金字塔式社会组织结构,极少数氏族贵族占有大量财富和拥有权力,90%的墓主很可能是氏族一般成员,甚至是奴隶,没有任何随葬品,这就是阶级对立。文章断言,陶寺早期墓地揭示出当时可能处于军事民主制阶段,但也有可能进入了阶级社会,以礼制和城池为表象的国家或国家的雏形已经产生。

通过分析,可看到画像具有西南地区长江一带画像某些区域性特点,这暗示东汉晚期西南地区文化的区域性差异进一步发展。并且,这一地区可能存在着针对先后入葬者的多次在墓外刻画像的习俗。此外,还可以看到东汉晚期这一地区道教的一些具体流行情况,这为研究早期道教在当时边远地区民间的发展传播提供考古学实物资料。

陶寺早期王族墓地的发掘者,对于陶寺早期王族墓地社会性质的独到见解是十分精辟的,首次揭示了陶寺遗址的国家社会性质。在氏族墓地内部,存在着极端悬殊的财富与权力差别与分化,表明财富与权力的分配不再基于血缘亲疏, 而是经济利益分化的结果,这便不是氏族与家族内部的贫富分化了,而是“亲不亲,阶级分”的阶级对立了。陶寺早期王族墓地,在血缘政治的氏族墓地制度的躯壳内,早已孕育出地缘政治的胚胎———阶级对立。

 

《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的作者,在肯定陶寺遗址和墓地很有可能是夏人遗存的同时,也不排除这里是与夏人居处邻近的另一个部落。表明发掘者对于陶寺遗址是夏文化遗存的推测,也并不十分肯定。只是根据陶寺遗址所处晋南称为“夏墟”、遗址年代、社会发展水平、遗址规模和龙盘图案,认为陶寺遗址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但究竟什么是夏文化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其实当时学术界仍然争讼不已,二里头文化夏、商性质之争,使陶寺遗址跻身夏文化探索对象之列,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3.第一阶段的研究期


自1986 年至1998 年,陶寺遗址第一阶段田野发掘结束,山西队进入陶寺遗址考古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阶段。

 

早在陶寺遗址发掘期间,发掘者们就开始了相关的研究探索。1982 年徐殿魁先生发表了《龙山文化陶寺类型初探》一文,是第一篇专题研究陶寺文化谱系的文章。指出陶寺早期就是从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来的,并暗示陶寺类型可能与文献记载的唐尧或夏禹有关。1984 年,高天麟、张岱海、高炜先生合着的《龙山文化陶寺类型的年代与分期》一文,全面论述了陶寺文化谱系,提出陶寺遗址早、中、晚三期是同一文化共同体的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陶寺遗址上限约为公元前2500 年~公元前2400 年,下限为公元前1900 年。

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

《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则探索陶寺遗址的社会形态与社会组织,开始从文化谱系研究,延伸到社会组织研究。表明老一辈陶寺遗址发掘者,不仅注重发掘与研究相配合,而且注重文化谱系研究与社会组织研究相结合,所以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的理念,起点很高,目的明确——围绕着探索夏文化重大学术课题。这应该与苏秉琦先生“都城突破”战略思想的指导分不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临汾市文物局

何驽还记得2002年接手山西队队长、陶寺遗址发掘领队之后,曾任山西队队长的李健民先生便教诲何驽道,陶寺遗址发掘一定要把研究跟上,千万不可等全挖完了再说。老队长李健民先生,将山西队老一辈注重发掘与研究相配合的法宝言传身教给何驽,让他受益匪浅。2001年,何驽进入考古所工作,苏秉琦先生已经去世。苏秉琦先生“都城突破”战略思想,经时任考古所所长刘庆柱先生之口,传授给何驽,为他树立了陶寺遗址发掘与研究的指导思想。这才有了陶寺遗址新世纪的考古发掘与研究的一系列重大收获。

   

1985年,李民先生发表了《尧舜时代与陶寺遗址》一文,从尧舜时代的社会状况、尧舜部落活动的地域、尧舜时代与陶寺遗址的关系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首次明确尧舜与陶寺遗存的关系,而与夏文化无关。这在当时,显然与陶寺遗址发掘者的主流看法相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2002年在襄汾陶寺城址的发掘揭示了陶寺文化早期城墙结构及其时代,同时发掘出多座房址、窖穴、陶窑等重要遗迹。

随后,学术界对于陶寺遗址的研究也逐渐火热起来。研究的主要问题仍然是文化谱系和陶寺文化的族属性质。

陶寺文化早期遗址位于陶寺遗址的东部,现存城墙由西墙南段Q8、北墙Q3、东墙Q4北段、南墙Q9—Q11构成。Q9的南端与Q8强体相接。Q10东端与东墙Q4北段相接。西墙Q8倍段可能被中梁沟冲毁,城址大体呈圆角长方形,方向315度。小城内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560米,周长约3600米,面积约56万平方米,又对Q8、Q9开探访进行解剖,并对Q4北段在桃沟的自然断面进行了清理,获得了较好的地层剖面及地层叠压关系,发掘显示,Q8、Q9均建于陶寺文化早期偏早阶段,废弃于陶寺文化早期偏晚阶段。陶寺文化早期城址的确定,有利于推进陶寺文化聚落形态演变的研究。

关于陶寺文化谱系的争论,主要集中在陶寺文化早期的文化性质归属。1989年,张岱海先生发表了《陶寺文化与龙山时代》,正式将陶寺类型定名为陶寺文化。考古所山西队的学者,坚持认为陶寺文化早中晚三期是一个整体考古学文化。

 

张德光、卜工、罗新、田建文、董琦诸位先生则认为,所谓陶寺文化早期应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所谓陶寺中晚期文化才是陶寺文化。


两种对立的观点,分歧在于对陶寺文化早期中,庙底沟二期文化因素的比重,存在不同的认识,认为陶寺文化自身因素占主导地位者,认为陶寺文化三期一体;认为庙底沟二期文化因素占主导地位者,则认为应当归入庙底沟二期文化。

 

何驽根据陶寺文化早期文化因素量化分析,认为陶寺文化早期遗存与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典型类型相比,的确是小同大异,相似性仅占21.91%,相异性可达78.09%,应属于陶寺文化,而不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范畴。陶寺文化早期遗存是从庙底沟二期文化母体中分离出来并结合其他文化因素而独立发展的一个新文化。


关于陶寺文化的族属问题,大致存在两种观点。以山西队发掘者为代表的观点认为陶寺文化很可能是夏文化,在当时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1989年,张德光先生发表了《对探索夏文化的一点看法》,进一步认为陶寺类型文化可能是夏代早期文化,二里头文化可能是夏代中晚期文化,认为陶寺类型文化遗址中可能有较大的城防设施。张长寿和王克林先生都认为陶寺龙盘很可能与夏人有密切的关系。何建安、刘起釪、黄石林也认同陶寺文化很可能是夏文化。

 

另一部分学者则以二里头文化作为夏文化的标准,衡量陶寺文化与二里头文化面貌差异很大,所以认为陶寺文化不是夏文化。刘绪先生提出,二里头文化更符合夏文化时代与社会特征,陶寺文化不是夏文化。许宏与安也致则认为陶寺文化是有虞氏遗存。王文清、田昌五、罗新、田建文等诸位先生,也都认为陶寺文化很可能是唐尧文化遗存。

湖北秭归大沙坝遗址发掘报告

在当时,陶寺遗址发掘刚告一段落,基本上解决了文化分期与文化性质,尽管存在着对于陶寺文化早期性质归属上的分歧,总体认识还是陶寺文化中晚期比较独特,同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有很大的区别。对于陶寺文化社会的探索刚刚开始,回答陶寺文化的族属问题确实为时尚早,陶寺考古资料对应文献史学话语体系的记载,在证据链上缺环过多。但无论如何,陶寺遗址第一阶段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为第二阶段的一系列重大突破与收获,奠定了坚实与良好的基础。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二、第二阶段

    

陶寺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的第二个阶段,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湖北秭归大沙坝位于长江南岸三峡大坝约2.5公里处,原为西陵峡中段一处较大型的遗址。1999年对遗址残存部分进行最后一次发掘,发现半地穴式房屋1座、窑址1座、灰坑6个,出土遗物主要为石器、陶器,还有少量的玉器、骨器。石器主要有斧、铲、小凿、盘状器等,陶器主要有圜底罐、大口罐、碗、盘、豆、缸和纺轮等。发掘所见主要遗存分为二期,第一期年代相当于商前期,第二期年代相当于商后期至西周中期。该遗址属于早期巴蜀文化,房屋、窑和敛口瓮、平底盘等为该文化的新资料。据出土的少量陶鼎、鬲残片特征,可断西陵峡地区的早期巴文化年代下限为西周中期。

1.城墙突破期

1999年至2001年,陶寺遗址在外郭城城墙方面,获得巨大突破,城内夯土城墙也获得了一些重要线索。时任领队梁星彭先生功不可没。

1985年陶寺遗址发掘工作告一段落之后,陶寺遗址发掘工作几乎停止。仅1998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配合临汾地区电业局承建临东至闻喜220公里电线工程,在陶寺遗址早期王族墓地东北侧、南沟沟头处,抢救发掘了两座陶窑和四个灰坑。丰富了陶寺中期的遗迹和遗物。

1999年,当时已经退休的梁星彭先生,接替李健民先生任山西队队长,放不下对陶寺遗址探索的初心,牢记苏秉琦先生关于陶寺有城的预言,重新对陶寺遗址展开了考古发掘工作。工作的中心就是寻找城墙。发掘工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临汾市文物局联合进行。

2000年,在陶寺遗址的北部,钻探解剖了疑似夯土墙遗迹Q1、Q2和Q3。山西队首战告捷,在城墙上小有突破,验证了苏秉琦先生的预言——陶寺有城。不过,当年的专家现场论证会上,与会的专家普遍认为由Q1和Q2或Q3构成的陶寺城址面积太小,也就2~3万平方米,似乎不能与近300万平方米的遗址相匹配。且Q1夯土堆积似夯土建筑垃圾堆积,不似墙基槽堆积。但是Q2和Q3无疑是夯土墙基槽。梁星彭先生毫不灰心,在加强钻探追线索的同时,访问村民,收集夯土剖面线索,跑遍陶寺遗址的沟沟坎坎,寻找一些自然剖面上的夯土蛛丝马迹,配合精准的解剖,终于确认的陶寺中期外郭城的北墙Q4、东墙Q5和Q6,大致廓清了陶寺中期城址面积包括东南小城总计至少280万平方米超大城址,令学术界为之一震。2001年不仅确定了陶寺中期外郭城,还钻探发现了大城内中部偏东的疑似墙基夯土遗迹,即Q8~Q11,暗示大城内还有小城。参加这一阶段的人员有考古所的严志斌、牛世山、印群、陈国梁等,技师张官狮、冯九生、赵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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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秋季,何驽博士毕业分配到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工作,时任所长刘庆柱和副所长王巍先生,都同意何驽分到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山西队,进入陶寺工作。当刘所长同何驽交换工作安排意见时,简单介绍了陶寺城址的重大发现以及陶寺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的重大意义。当时何驽虽然对陶寺遗址以往的工作不甚了解,仅有所耳闻,对进入陶寺工作没有任何学术准备和心理准备,但能体会到所领导交给的任务十分重大,何驽便毫不犹豫同意工作任务安排。当年9月中旬,何驽便跟随梁星彭队长,进入陶寺开始工作。

梁老师先让何驽在陶寺遗址跑了近一个月的调查,寻找大城南墙线索,同时熟悉陶寺遗址地貌、土质土色。国庆节后,何驽在陶寺外郭城东墙Q6东坡沟与沟西村之间的一段,进行考古解剖,确定Q6为陶寺中期城墙基础。何驽在Q6夯土板块中发现一些人骨残块,带回北京请本所科技中心做体质人类学研究的王明辉鉴定,之后何驽认为这些夯土内的人骨遗迹和烧土面,表明至少陶寺大城Q6建筑人员很可能来自陶寺城以外,表明了陶寺中期政权调动外来人员的行政能力。何驽以《陶寺城址南墙夯土层中人骨说明的问题》为题,在2002年3月的《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上述观点。山西队老队长李健民先生读到这篇小文,对何驽给予了积极的鼓励。然而,何驽发表这篇小文之前,并未向队长及领队梁星彭先生征得同意,于是受到了时任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杜金鹏先生的诫勉谈话。何驽第一次有了考古所队长和领队权限的概念。

2.陶寺城址功能区划布局探索期

2002年春季开始,考古所领导安排何驽接任梁星彭先生出任山西队队长和陶寺发掘领队。发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联合进行。梁老师将山西队公章、账户移交给何驽的同时,还留给他一张陶寺遗址平面图。这张图凝结了梁老师的心血与辉煌,同时也给何驽留下了巨大的拓展空间。

与此同时,以王巍先生与赵辉先生为首席专家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启动,二位首席专家都认识到陶寺的重要性,将陶寺遗址发掘与研究纳入“探源工程预研究”,从经费上予以大力支持。王巍先生鼓励何驽说:“甩开膀子,大胆干吧!”

有了所领导的大力支持和探源工程预研究的资金支撑,何驽甩开膀子干的决心有了,但是面对300万平方米的陶寺遗址,如何下手工作,却是首先面临的问题。这么大的遗址,挖哪里都有道理,随便挖哪里,都会发现大量遗迹与遗物,总会有所收获;随便挖哪里都没道理,假如没有明确的学术目的指导,挖出来的资料也无法解决重大学术问题。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田建文先生向何驽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陶寺中期城址与早期王墓,在聚落形态时代上存在差异。这也正是何驽苦苦思寻的陶寺下一步开展发掘工作的突破口。

何驽经过在长江中游地区江汉平原的十一年考古工作的历练,特别是博士学位论文《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对于江汉平原史前城址的聚落考古研究的分析梳理,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都邑聚落或中心聚落考古的理论标准:城墙、宫殿区或贵族居住区、大贵族墓地、礼制建筑区、手工业作坊区、普通居民区等。这些功能区布局遵照本文化的宇宙观法则进行规划。具体到陶寺城址,已知有早期王族墓地、中期城墙、普通居民区,尚缺早期城址、中期王族墓地、礼制建筑、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探索这些功能区的缺项,是陶寺遗址今后发掘工作的指导方向。在有限的时间、资金与人员条件下,何驽认为最行之有效方法是,在普探的蓝图基础上,采取“火力侦察”的方式,试掘解剖重点怀疑区域,以期在短期内找到陶寺城址功能区划的确凿线索。

2002年春季,通过复探陶寺大城内的疑似夯土墙遗迹Q8和Q9,确定为夯土墙遗迹。经过试掘解剖,发现这两段交叉的夯土墙基,应当是陶寺早期城址的东墙南段Q9和南墙西段Q8。早期城址有了突破,随即就想探知早期城内遗存分布情况,何驽组织了普探,发现早期城址的南部、即早期城墙Q8与Q9内侧区域,有较多的房子和灰坑。在这个区域的中部,遗迹比较丰富的地点,开探方IT2017,除了清理出陶寺晚期的灰坑之外,还发现了早期的双开间半地穴式房子,建筑在一个300平方米的满堂红夯土基坑之上。双开间房子周边是活动地面。加之在早期城址Q8与Q9交接的部位早期灰坑内,浮选出弥足珍贵的粳稻,由此推测早期城址的南部为下层贵族居住区。

在清理陶寺早期城址城墙Q8、Q9与城内南部下层贵族居住区的同时,山西队继续对陶寺早期城址外东部的一片夯土、花土遗迹区进行发掘清理。先前,梁星彭先生对该区域钻探发掘夯土遗迹,推测为夯土墙,2001年秋季便开始发掘探究,但没有清理完毕。2002年,何驽继续发掘,清理确定为陶寺早、中期的大型窖穴遗迹,夯土遗存是窖穴废弃后的垃圾堆积。结合钻探,发现该区域面积约1000平方米,周边似乎有空白隔离带。此处集中大型窖穴,大者直径可达10米,小者直径4~5米,深3~4米。窖穴涵洞式出入口,似残留有白灰面“岗哨”遗迹,表明陶寺大型仓储区受到监视与防护。据此,山西队推测此区域为大型仓储区。这个相对独立的仓储区,不属于任何家庭与个人,而由王权直接控制的“实物赋税”国家行政设施,是国家政权存在的直接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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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02年春季发掘,在早期城址东墙、南墙、城内下层贵族居住区、城东大型仓储区试掘的重大突破,使我们坚信陶寺有早期城址,可以同早期王族墓地相匹配。接下来,将早期城圈子封闭,成为当务之急。何驽首先怀疑陶寺大城西墙Q2或Q3当中有可能有一道是早期城址的西墙。参加2000年试掘解剖Q2和Q3城墙的山西队资深技师张官狮回忆说,发掘现场陶片判断,Q2年代为陶寺中期,Q3的年代似乎偏早一些。当年夏季室内整理期间,何驽与张官狮再次翻检了1999~2001年陶寺大城西墙Q2和Q3解剖沟内夯土基础里出土的陶片,确定了张官狮的判断基本正确。但是何驽进一步认为,Q3出土的陶片早期特征比较明显,中期特征不明显,所以是陶寺早期的。因此Q3被何驽判定为陶寺早期城址西墙。那么,Q2就是陶寺中期外郭城的西墙。一切貌似顺乎逻辑。

鉴于Q3原本与陶寺大城北墙Q4相接,何驽继续判断陶寺大城北墙Q4西段,有可能是早期城址的北墙。尽管Q4的东段前期做了多处解剖,确证为陶寺中期,但是西段并未做一处解剖。据梁星彭先生说,高立兵曾利用探地雷达探测到陶寺大城内的小城东墙Q11,有继续向北延伸的迹象,似乎与Q4相接,却钻探因石头过多,未能确定。何驽大胆假设Q4西段很可能为陶寺早期。

2002年9月陶寺遗址秋季发掘开始,我们将工作聚焦在寻找早期城址北墙、西墙、宫殿区和中期王族墓地这三个方面,同时推进。

山西队在陶寺大城Q4西段的自然剖面“桃沟剖面”,对城墙夯土进行剖面清理与局部解剖,确定城墙基础部分可分为直立挡土墙式夯土基础和沟槽式碎石素填土基础两大部分,均被陶寺中期文化层所叠压。碎石素填土内不出陶片,无法判断时代。夯土基础内出土陶片极为破碎,具有陶寺早期陶片的特征。于是,我们判断陶寺大城的北墙Q4西段时代也为陶寺早期,与Q3相接。至此,我们认为陶寺早期城址城墙可以封闭,由东墙Q10-Q11-Q9、南墙Q8、西墙Q3与北墙Q4西段合围而成,面积约56万平方米。2013年,随着陶寺宫城的发现及相关发掘,证明何驽的这一判断是错误的。

何驽依据早期城址内大南沟以南的区域为下层贵族居住区,推测大南沟以北的区域很可能是宫殿区。2002年秋季,陶寺遗址田野工作开始,便对这一区域进行普探,确实发现比较集中的夯土基础遗存。在夯土遗迹保存较好、面积较大的位置,布了两个探方IT5026和IT5126。除了发现大量陶寺晚期政治报复性的垃圾坑之外,发现一个陶寺早期的面积约300平方米的坑状遗迹,编号为IFJT2,深约9米,至2003年秋季才彻底清理到底。坑底有小沟或池,池内有栈道小桥墩;上下坑底有之字形夯土坡道。当时判断IFJT2的功能有可能是宫殿区北侧壕沟的一个出入口。后来,经过全面分析判断,宫殿区出入口的推测也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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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重新判断IFJT2,被叠压在陶寺中期核心宫殿建筑IFJT3之下。大约呈长方形坑状,长30、宽20米、深9米。坑中心有长方形储冰池。储冰池内有木桩栈道便于冰块的存取。栈道连接冰窖南侧之字形夯土坡道。顶部原来很可能有草拌泥顶盖顶,以用于保温,文献中称之为“凌阴”。

由于2002年发掘IFJT2时,并没认清陶寺夯土的特性,误将填充在陶寺早期凌阴IFJT2内的陶寺中期台基IFJT3夯土基础,当做夯土建筑垃圾清理掉了,错过了发现中期大型夯土台基基础IFJT3的机遇,当年没有实现寻找宫殿建筑、确定宫殿区的目标。

2002年春季,在陶寺宫殿区的探索错过判断的机遇的同时,在陶寺中期东南小城内的钻探反而传来重大收获。探出了带红彩朱砂的墓葬,且墓葬密集。这个墓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位于中期东南小城的北部,与早期王族墓地显然分属两个不同茔域。何驽根据对石家河城址布局宇宙观的分析,推测陶寺城址的东南部大约也应为“天位”,因此东南小城内的墓地,很有可能是中期王族墓地。随即在墓地的北部,探出一座3米长、7米深墓葬之处,布探方IIT7860,清理墓葬10座,皆无随葬品,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判断,均为陶寺中期。其中IIM8规模较大,归为中型墓葬,长2.8、宽1.6、深7.5米。工字形榫卯结构拼插木棺一具,棺盖无存,棺长2.2、宽1.4、高1.19米。IIM8在陶寺晚期遭到残酷捣毁,距墓口3.3、3.6米、4.1米处各发现有一组散乱的人骨。棺内墓主人骨只有脚趾保存较好,其余扰乱。棺内乱骨有一男一女两个个体,缺失严重。棺侧板上残留石钺碎块。尽管如此,春季发掘,大致判定了陶寺中期的大型墓地位于陶寺中期东南小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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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秋季,在陶寺中期东南小城墓地的南部,钻探发现大墓迹象。布探方IIT7254进行发掘清理,共发掘清理陶寺中、晚期墓葬11座,其中仅有中期王墓IIM22一座,其余10座皆为小墓。

IIM22于陶寺晚期遭到严重的捣毁,扰墓坑里出土的人骨架与人颅骨,一开始被认为是大墓里的殉人或人牲。后来判断为系政治报复行为所致,将其他墓葬的尸骨拖出来,扔进IIM22扰墓坑内。IIM22圆角长方形,墓圹开口长5、宽3.6、自深7米,加上后期堆积层,至现在地表深8.4米。残留随葬品十分丰富,玉器、漆木器、彩绘陶器质量精美。墓室未扰动部分出土随葬品72件,包括彩绘陶器8件、玉石器18件套、鹿角镞8组、漆木器25件、红彩草编物2件、猪10头、公猪下颌骨1具。陶寺中期王墓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陶寺中期大城终于有了中期王族墓地与之相匹配。

2002年陶寺遗址的发掘,还是挺令人欣慰的,虽然在宫殿区方面错过了突破的机会,但是在晚期的废弃堆积里,发现大量与宫殿建筑相关的建筑垃圾如刻花白灰墙皮、板瓦、蓝彩墙裙残块等,仍暗示这一区域存在宫殿建筑的可能,而在早期城址、下层贵族居住区、中期王族墓地方面,皆有可喜的斩获,基本达到了功能区划判别的目的。

2003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陶寺遗址发掘与研究纳入其中。发掘工作开始在礼制建筑方面发力。中期王族墓葬陶寺晚期捣毁严重,因而我们停止了对中期王族墓地的继续发掘。

陶寺中期东南小城内的中期王族墓地的发现,更坚定了何驽对于陶寺城址东南天位宇宙观的认识,他推测这个重要的区域,很可能是祭天的“天坛”所处的位置。2002年陶东南小城内的钻探,复探了梁星彭先生原先判断的小城内“隔墙”夯土遗迹,判定为一个平面呈等腰梯形的、怪异的夯土建筑。这就是后来发掘判定的陶寺中期观象祭祀台IIFJT1。这个建筑的发掘与研究,历经了2003年春季~2005年春季5个发掘季的艰难探索,与天文学家精诚合作,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波折,饱受非议,同时也得到了时任考古所所长刘庆柱先生和副所长王巍先生的力挺,使得山西队得以发现和确定世界最早的观象台,同时判定了陶寺城址的祭天礼制建筑区。

2003年9月,我们还在陶寺中期外郭城西门位置所在的中梁沟自然剖面,确定了C形瓮城城门结构。为了确定该城门的年代以及洪积层与城门的关系,我们利用自然剖面,对瓮城内侧主城墙G2基槽,进行局部解剖,确定Q2的年代为陶寺中期,基坑打破洪积层堆积,意味着洪积层早于陶寺城址而存在。莫多闻先生推测这些洪积层可能是第三纪时期塔儿山前洪积扇的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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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陶寺遗址发掘工作全部集中在观象台。2005年春季观象台发掘工作结束。2005年秋季陶寺遗址的发掘工作重心重新回到怀疑是宫殿区的区域。同时另开辟了一个阵地,就是中期外郭城外西北的疑似另一个礼制建筑区。同年,还对被盗的陶寺中期王族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经过2003年~2005年春季对陶寺观象台基址的发掘,我们逐步认识到陶寺遗址夯土小版块、不规则、质量差的特点,积累了辨认陶寺夯土的经验。终于在2005年秋季发掘中,成功辨认出陶寺中期的夯土建筑基址IFJT3。2006年~2007年,山西队利用探沟法探寻IFJT3的四角边界,估计总面积达1万平方米(后经高江涛博士复探,确定为8000平方米)。并于2007年成功揭露了IFJT3上一个主要建筑柱网结构。该柱网由三排18个柱洞构成双开间、中央窄过道的建筑空间,面积约286平方米。陶寺宫殿区的判定,有了重要的依据。

2004年陶寺观象台发掘基本完成之后,何驽根据陶寺城址西北为宇宙观“地”位的推测,参照观象台位于城址东南天位,认为梁星彭先生2000年解剖的夯土遗迹Q1虽不是墙,却非常值得重视。2004年秋冬季钻探陶寺城外西北部,发现所谓Q1周围是大量沼泽状浅水域,局部间有一些夯土建筑遗迹。2005年春季,在夯土基址保存较好的一处,开探沟IVT2和IVTG2,发现陶寺早期和中期的夯土建筑基础,上面有三个零散柱洞,并未发掘到建筑的边缘。2010~2012年,将该建筑保存最好的陶寺晚期台基西北边揭露完整,对其全貌大致有所了解,编号为IVFJT1~IVFJT3。该建筑早期始建,中期扩建,二者保存都很差。中晚期之际曾大规模破坏。晚期偏晚曾经修复扩建,面积约1400平方米,呈方形坛体,坛上残留3个柱洞用于栽木社主。坛体周边被多水的环境所包围,我们推测为祭地的“泽中之方丘”。陶寺城址的另一个礼制建筑区得以判定。

2003年9期《考古》上,披露了陶寺中期王墓IIM22发掘的重要收获,引起了盗墓贼的觊觎。2005年的春节期间,两座位于中期王墓IIM22北侧的中型墓被盗。同年春季,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对被盗的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山西省考古所执行发掘任务的工作人员有王晓毅、技师冀保金。这些中型墓长3、宽2、深3米左右,集中于中期东部小城内中期王族墓地的南部,围绕着中期王墓IIM22分布。已经抢救清理4座。这些中型墓在陶寺晚期被全部捣毁。除了少数彩绘陶器残留在墓室的壁龛内外,多数随葬品被掏出来,连同拆散的骨架,乱随意扔进覆盖被捣毁墓葬的堆积层里。发现的遗物有彩绘折肩罐、盆、双耳罐,玉器有钺、牙璧、镯等,甚至发现有红铜环。中型墓的随葬品数量与等级虽明显低于陶寺中期大墓IIM22,但是比起一无所有的小墓,仍高贵许多。因此我们推测中型墓很可能是王陵内后妃或臣子大贵族的墓葬。

对于陶寺晚期发生的扒城墙、毁宫庙、挖祖坟一系列暴力行为,何驽受到刘庆柱先生中国古代国家社会“政治报复”的观点的启发,认为也是一种政治报复行为,是新政权以压胜巫术的方式对旧政权正统性、神圣性与合法性的压制、亵渎与摧毁。而何驽当时认为陶寺晚期的实施政治报复行为的主体是陶寺早期王族的后人,对中期王族及其政权的政治报复。陶寺晚期的社会动荡根源来自于陶寺早、中期之际的政权更迭所埋下的仇恨祸根。后来证明,何驽当初这一判断有误。

2003年~2004年陶寺遗址发掘期间,时任考古所副所长白云翔先生提醒何驽,要重视陶寺遗址的手工业区的考古判定。何驽一直记在心里。

2006年,在追寻宫殿区核心建筑IFJT3东南角的过程中,在该建筑基础的东南部布探方IT5114,揭露出夯土建筑基址南边一角。该夯土建筑与FIJT3并不相连,其南侧,发现一处奇特的窑炉IY7,为直焰竖窑,由窑室、窑箅、火塘、烧灰坑四大部分组成。从窑顶口部至烧灰坑底高2.13米。窑室呈圆袋形。顶部口径0.46米,残深0.76米,底径0.6米。窑门位于窑室正南窑箅上方,正视呈长方形拱形顶,宽0.3米,高0.66米,窑室壁厚0.12米。窑门口周匝边缘非常光滑。十字形漏孔炉箅。火塘在窑箅的下方,其向南接火门。底径0.4米,高0.28米。烧灰坑位于火塘的正下方外侧,内填大量木炭灰烬与烧烤过的卵石。经王树芝博士检测木炭为黄栌树,为优质薪炭材。作为IY7操作坑于陶寺晚期的废弃堆积,IH59层出土一块低温陶片,经刘煜博士检测分析,该陶片含大量氧化钙,含少量的高岭石、氧化铜和氧化锡,具有一定的耐热性能,故推测可能是窑或炉顶上封顶的泥片,经窑炉内的高温烘烤成为低温陶。上述这些信息,引导何驽推测该窑炉功能很可能用于浇铸前烘烤铸范,进而推测陶寺铸铜手工业作坊很可能紧贴宫殿区核心建筑IFJT3。但是需要IH59的底界面上能够发现坩埚、铜渣、铸范残块等熔铸的直接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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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010年,由于探源工程II阶段暂告结束,陶寺遗址的发掘经费来源出现问题。山西队转战到南水北调工程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发掘。2009年秋季,何驽与高江涛分工,何驽带领技师冯九生进行陶寺遗址周边区域系统考古调查,高江涛带领技师张官狮和张登科继续下王岗发掘。2010年春季,随着探源工程III阶段继续滚动,陶寺遗址发掘经费又有着落,陶寺遗址周边地区区域系统调查结束。此次调查区域为塔儿山东、西两麓黄土塬,北起临汾市的山前,南至浍河北岸,西起汾河,东至塔儿山东麓滏河上游。南北70、东西25公里,面积大约1750平方公里。发现和确定仰韶文化至汉代遗址或遗存点128处,其中陶寺文化遗址54处。获得的基本认识是,陶寺文化聚落等级制度的分层为超大、大型、中型、小型、微型聚落等五个层级。陶寺文化作为国家政体社会组织总体构架为都-邑-乡镇-村四级中央与地方行政组织结构,其中村级基层组织发育不全。

2010年秋季,何驽主持陶寺遗址发掘工作,一方面,全面揭露城北“泽中之方丘”;另一方面,全面清理陶寺宫殿区内疑似烘范窑的操作坑,试图寻找铜器铸造的直接证据。

经清理,我们发现与IY7相同结构的窑炉共有4个,均在操作坑北侧的生土陡坎上,似乎是用坏一个,再做一个。每个窑炉的结构与体量都同于IY7,均残留有被烧烤的石头,时代均为陶寺中期。而窑炉内、操作坑内的所有填土,皆过筛,未发现任何铜渣、坩埚或铸范残块,推翻了何驽原来对IY7与铸铜有关的推测。何驽转而推测,IY7等系列窑炉很可能是用于类似新疆馕坑肉一类烘焙肉类的特殊焖炉。何驽经与饮食考古学家王仁湘先生现场讨论,一致认为,这些窑炉的使用方法是,用柴炭将架在窑室窑箅上的卵石,加热至600°C左右,撤掉明火,把有掺有佐料的泥包裹的肉块,放置在炙热的卵石上,再封上所有的窑门,利用卵石的热量,将泥包内的肉块烘焙熟。肉块的风味与口感一定非常独特与美妙。这种源自游牧部族的炊爨方式,带有明显的“异国风味”,被陶寺统治者用于标榜高等级宫廷的生活方式以表达文明,利用口腹之欲的新奇满足方式,加强自己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感召力。而窑炉群背后的夯土基址,很有可能就是“厨房”。由于陶寺宫殿区内“厨房”及其窑炉群均位于核心建筑IFJT3东侧,很可能形成了夏商周时期宫城内“东厨”的宫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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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宫殿区原本推测的铸铜手工业遗迹被否定后,我们将手工业作坊区的探索聚焦在陶寺外郭城内正南部。这个区域在地表调查时,便发现过大量的石器加工遗存如废片、废坯等,暗示这个区域很可能是陶寺城址的手工业区。2008年,翟少冬、王晓毅博士曾在陶寺进行石器加工遗存专项调查,也注意到这片区域石器加工遗存丰富。

2010年秋季,我们组织对该区域进行细致的普探,发现两个制陶工业园和三个石器工业园。整个工业区大约20万平方米。所谓“工业园”,包括夯土基址管理治所、生产场所、工匠居住房屋甚至小型墓地,构成一个完整的工业园区单元。陶礼器工业园位于新发现的南部小城内,控制严密。东部石器工业园与西部两个石器工业园之间,有一道疑似水渠分隔,水渠的源头是一处疑似蓄水池,当时认为这是陶寺城址内部一套明确的水控制体系,用于石器与陶器工业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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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为了弄清2010年秋季陶寺手工业区钻探遗迹的实际情况,我们首先对疑似水控制体系蓄水池与水渠进行考古发掘揭露与解剖。这项工作由高江涛博士主持。发掘工作开始不久,我们便发现原来钻探推测的水池,不是水池,而是一处带灰土庭院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编号为IIIFJT2。疑似水渠虽确为沟,但是沟内无走水淤泥层,沟内堆积上部为夯土,下部为填土,疑似墙槽。

2011年11月11日,我们组织了“中华文明探源及其相关文物保护技术研究陶寺遗址现场工作会”,与会专家与市县领导参观陶寺遗址IV、I、III区发掘现场,进行现场讨论。莫多闻先生对陶寺手工业区水渠的功能,提出质疑,认为这条沟的坡降过陡,一旦走水,下泄过快,沿途作坊来不及取水,水便下泄光了,况且没有存水的淤土层证据。我们认为莫先生的认识非常有道理,进而认为该沟主要功能可能就是物理阻隔壕沟,并不输水,后沟废起墙,仍然起着物理阻隔作用。另一方面,随着疑似蓄水池被确定为大型建筑,与之相连接的“水渠”自然失去“水源”,因此解读为沟墙功能更加合理。

在这次现场讨论会上,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之一赵辉先生,就陶寺遗址聚落考古今后探索的大方向,向何驽提出建议,还是应该把工作的重心转回到宫殿区去。因为宫殿区对于陶寺都城至关重要,却疑点与空白太多,总体布局更不清楚,一个完整的建筑都没有搞清楚,需要下大力气,搞搞清楚。何驽对赵老师的建议高度重视,认真考虑。

2012年,陶寺遗址发掘与研究,又纳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我们完成了手工业作坊区大型夯土建筑基址IIIFJT2大致全面揭露,平面形状基本为“回“字形,南北最长约47米,东西残宽约28米,面积1300余平方米。中央为长方形庭院;南部西侧有缺口,东侧推测也应该对应存在缺口,可能是门道所在,方向亦为315°左右。基址南侧正中发现一相对独立的夯土基础,长约7.8米,宽约6米,应与IIIFJT2为一个整体,其两侧的生土缺口形成IIIFJT2的两处南出入口。板块夯筑而成,现存表面暂未发现柱洞,仅剩地基部分。IIIFJT2时代为陶寺文化中期,陶寺晚期被平毁。我们推测,IIIFJT2夯土基址,很可能是陶寺中期城址手工业区总管理机构治所,等级较高,但绝非宫殿建筑。由是,我们提出陶寺手工业区的工官管理模式,开创了后世中国古代都城“工官管理手工业”的主流模式。陶寺城址的手工业区大致确定下来。

当然,这样的认识也引出一个疑问,那就是陶寺城址的石器制造业为何由政府严密控制与管理?近来,何驽在翟少冬博士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分析,提出陶寺城址的石器制造业,主要利用大崮堆山特殊变质砂岩,制作变质砂岩穿甲镞和片叶镞,工业产品主体是陶寺邦国的工官管理计划经济体制内的军工商品生产,因此必须由工官管理,政府控制。

3.宫城探索期

2012年陶寺城址手工业区判定之后,陶寺都城功能区划聚落形态考古探索的学术目标中,仅剩一个普通居民区了。而陶寺遗址地表勘察信息,足以表明陶寺中期外郭城内西北部今中梁村一带,很可能是陶寺中期的普通居民区,那里有大量的灰坑、房子等遗迹,挂在沟壑的自然剖面上。至此,陶寺城址内功能区划的探索,可以暂告一段。何驽考虑赵辉老师的建议也趋于成熟,于是自2012年秋季,何驽分派高江涛主持陶寺宫殿区的复探,再次确认宫殿区内夯土基址具体情况,择机对重要的夯土基址开展全面揭露工作。

当年,高江涛对陶寺宫殿区的钻探工作卓有成效。首先,通过复探,确定宫殿区内核心建筑IFJT3准确面积不到1万平方米,应当是8000平方米左右。更重要的是,高江涛通过钻探与自然剖面勘察,发现了疑似夯土墙基遗迹,将原先认为的宫殿区,包围起来——陶寺宫殿区很可能存在宫城城墙。这无疑又是一项陶寺城址的重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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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2012年钻探显示,陶寺疑似宫城北垣继续向西北延伸,有与城墙Q3相接的趋势,比较令人费解。后经解剖发现,这段画蛇添足的“疑似北垣”实际为陶寺中期宫城的排水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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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春季起,高江涛任陶寺遗址发掘领队,担当起陶寺宫城探索的具体任务。陶寺遗址的发掘,开始纳入到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考古项目”,发掘工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旅游局合作进行。首先从陶寺宫殿区疑似宫城城墙下手,揭露解剖。在其北墙Q15和东南拐角分别布设大型探沟ITG32、ITG34进行解剖发掘。同时在大城城墙Q4之上开探沟ITG33以再次确认其是否存在,及与Q15的年代关系。并在钻探认为是宫城东北拐角的位置布设ITG35,以期对其全面揭露,同时解剖宫城西墙即Q11,以进一步确认宫城城墙的存在。发掘面积1025平方米。发掘初步确认了陶寺宫城的存在,对于陶寺都邑性质及相关研究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2013年度陶寺发掘,确定了陶寺外郭城北墙Q4西段,也是陶寺中期修筑的,推翻了何驽原来认为这段城墙为陶寺早期的判断。原来对于陶寺早期城址的判断遇到了问题。对陶寺早期城址,必须重新认识。

而ITG32宫城北墙Q15解剖处,显示出中晚期之际的墓地破坏中期宫墙基础,晚期宫墙墙基破坏中晚期墓地,晚期最晚段的墓地又破坏晚期宫墙基槽,这一系列反复去功能化的行为,促使何驽反思自己原来关于陶寺晚期社会动荡的根源来自与陶寺城址内部的认识。随着陕西神木石峁城址考古的重大发现,何驽倾向于认为陶寺晚期的社会动荡以及政治报复,很可能源自石峁集团对陶寺的征服与殖民统治。

2014年发掘主要是继续去年探沟ITG35与ITG36的解剖。为弄清钻探所知由宫城向外西北方向延伸出沟槽状堆积的实际情况,新开探沟ITG37,确定系陶寺中期宫城的排水沟,而不是城墙基础。另外在陶寺大城Q4中段之上新开探沟ITG38,再次确定Q4为陶寺中期。ITG35较为完整的揭露了陶寺宫城Q15与Q10的拐角部分。ITG36发掘与解剖表明宫城城墙Q11的确实存在。秋季首先对陶寺大城Q3进行解剖性发掘,确认该段城墙基槽的夯筑年代应为陶寺文化中期,而非原来认识的陶寺文化早期,且其迅速废弃可能与水患有关。在宫城南墙Q16东南段疑似宫城城门处新开TG39,发掘面积有限,不能完全判定城门情况。

至此,基于陶寺外郭城北墙Q4和内道西墙Q3均为陶寺中期的事实,原来认为的56万平方米的陶寺早期城址被否定。陶寺早期城址很可能仅由宫城及其南侧的外城即下层贵族居住区构成,总面积约20万平方米。

2015年,在上年秋季探沟ITG39以西并行扩方布设ITG40、ITG45、ITG46、ITG47、ITG48,以弄清东南宫城门的形制结构、规模、年代及堆积情况等问题。初步判断为瓮城式门址,但同时注意到其东、西两侧再各接出2处近长方形的夯土基址,据钻探宽约8米,长至少10米,类似后世南门之“阙”,但还有待继续发掘确认。在ITG34以北新开ITG41,另开ITG42、43、44,经发掘此处是出入宫城东南的侧门或拐角的门址。更为重要的是,缺口处靠Q10内侧接出一夯土基址,很有可能是侧门Q10上“内墩台”基础。2015年春季,何驽带领冯九生,钻探宫城南墙Q16以东延伸出去的沟状堆积,最终判定为一条水渠,可能是从宫城东南部向宫城给水的沟渠,确切时代不明。

2016年,联合考古队继续扩大发掘并基本揭露了疑似东南门址和东南拐角处的侧门,发掘面积679平方米,基本弄清了二者平面布局结构,局部有待补充发掘以最终确认。东南门址新开探沟ITG53、ITG57,发现其平面近似后世带有“阙楼式”城门,即南墙Q16东、西两侧各向南接出夯土基址,类似“短墙”与“阙楼”基址,可编号为ⅠFJT8,修正了以往“瓮城式”门址的看法。ⅠFJT8的东侧夯土基址被大南沟冲掉一部分,西侧夯土基址保存基本完整,基础长近21米,宽8米以上,与宫城城墙Q16相接并连为一体。该东南门址形制特殊,结构复杂,具有较强的礼仪性和防御色彩,史前罕见。对宫城东南拐角继续新开探沟ITG50、ITG52、ITG54、ITG55,揭露表明宫城城墙Q10与Q16之间确实存在缺口,应该是一处出入宫城的侧门,缺口宽10余米,暂称“东南角门”。另外,在Q16基槽外侧发现有一处与基槽同期的磉墩类柱础,是否周边还有,需扩方发掘。当年冬季,何驽组织短期钻探,试图寻找早期外城西墙线索,发现寨子墙附近有沟状遗迹,大致与早期外城东墙Q9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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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23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持续对陶寺遗址疑似宫城城墙做最后的补充发掘。6月22日结束,补充发掘面积589平方米,较为全面地揭露了疑似南东门址和东南拐角处的侧门,基本廓清了宫城城墙堆积、结构、年代、发展演变等问题,并取得重大收获。最终确认陶寺宫城呈长方形,东西长约470米,南北宽约270,面积近13万平方米。方向正西南,方向角225°,与陶寺大城方向基本一致。

宫城东南拐角是一处出入宫城的侧门,缺口宽6.8米,暂称“东南角门”。宫城东南门址改称为南东门址,平面近似后世带有“阙楼式”城门。通过解剖,确定陶寺宫城南东门址修建时代为陶寺晚期,而不是此前推测的陶寺早中期。陶寺遗址宫城及其门址的发掘取得重要成果,意义重大,是目前考古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城,其形制特殊,结构复杂,史前罕见,影响深远。同年,对宫城东墙Q10中段进行解剖,确定了陶寺早期和晚期两期夯土城墙基础。2017年春季,在2016年冬季钻探发现的疑似早期外城西墙中段,开探沟试掘解剖,确认不是城墙基础,而是另一条陶寺中期宫城的排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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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宫城城墙探索过程中,学术界对于陶寺宫城墙基内的夯土,有不同的认识。2016年6月18日至20日,陶寺遗址宫城门址发掘现场讨论会召开,并专题研讨陶寺宫城新发现。部分学者认为,墙基槽沟深7~9米,超过建墙所需要的深度。且沟内下部为填土,上部所谓的夯土质量很差,与灰沟垃圾土堆积差别不大,因此陶寺宫殿区仅有环壕,没有城墙墙体。山西队则认为,尽管陶寺宫城仅剩墙基槽,但是基槽内上部为夯土板块,确系版筑,尽管夯土质量差。因而陶寺宫城还是有宫城墙体的。2017年6月1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举办陶寺遗址宫城城墙及门址现场会。围绕陶寺遗址宫城东墙Q10、东南角门和南东门址的性质、形制结构、年代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认同陶寺宫城城墙基槽夯土的学者逐渐增多。

至2017年,陶寺宫城城墙及东北角门、东南角门、南东门揭露与解剖,确定了陶寺宫城的存在。2018年陶寺遗址的发掘工作,转向宫城内的宫殿基址。春季发掘主要是揭露宫城内最大的夯土基址ⅠFJT3,发掘重新揭开了2007年发现的主殿基址,并在其东侧新发现2座大型房址。同时完整揭露了ⅠFJT3的东南角以及东侧边缘,见有可能与廊庑有关的柱洞。另外,6月14日,发现一件铜璧形器,十分罕见。

结语

陶寺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总体上可分为前后两大阶段。第一阶段在陶寺文化谱系、文化性质、分期、遗址重要性、社会组织特点等诸多方面,都打下了很好的、坚实的基础,成为第二阶段陶寺都城聚落考古发掘与研究方面实质性突破的前提。

第二阶段,随着陶寺遗址考古发掘屡有突破,学者们对陶寺遗址研究更加重视,成果空前丰硕。关于陶寺文化谱系与族属性质探讨,甚至有日本学者也参与进来,国内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陶寺文化与尧或尧舜有关。何驽则提出了陶寺城址为尧舜之都的系列考古证据链。陶寺遗址多学科合作更加深入和广泛,成果涉及陶寺遗址年代、人地关系、体质人类学、食谱、锶同位素、陶器中子活化等级分析、冶金、材料学、石器工业技术、动物利用、天文历法等诸多方面。陶寺遗址出土文字的研究与讨论也成为热点,核心的焦点是朱书扁壶陶文的解读,如罗琨先生的“昜文”说,何驽的“文尧”说,冯时先生的“文命”说和“文邑”说等。2017年,何驽还提出了陶寺出土的最早汉字、骨耜“辰”字解读。陶寺遗址精神文化考古探索的成果,不断呈现,如“豮豕之牙”的上政理念、和合理念、陶寺文化的宗教观念、宇宙观等。学者们更加重视对陶寺遗址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探索,李伯谦先生认为陶寺是以军权王权为主体的王国,王震中先生认为陶寺是邦国,何驽则根据陶寺圭尺的地中标准刻度以及陶寺文化国家性质和陶寺都城遗址性质,提出陶寺为本初“中国”的观点。2015年,《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出版。2017年,陶寺遗址发掘与研究获得“上海世界考古论坛考古研究成果奖”,陶寺考古发现与研究,得到国内外学界的认可。2018年4月10日,陶寺遗址参加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评选,获得入围奖项。

历经四十载风霜雨雪,经历了多少艰难挫折、质疑非议,陶寺遗址发掘与研究在几代考古人的不懈努力中,薪火相传,孜孜以求,才有了今天的重大收获,用系列考古证据链,证明陶寺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核心形成的开始,是中国文明核心延绵至今主干形成的起点,是“中国”概念形成的初始,陶寺城址是文献记载中的尧舜之都。陶寺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正将“尧舜禹传说时代”变为信史。

陶寺遗址四十年的考古发掘,仅揭露了四千前古都的三百分之一强,陶寺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今后的路还很长,长到今后的几代考古人也望不到尽头。但是我们仍然脚踏实地,披荆斩棘,砥砺前行,向着一个又一个新的学术目标前进,夺取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

附记:陶寺遗址发掘与研究四十年来,一直得到国家文物局、山西省文物局、临汾市委市政府、襄汾县委县政府、陶寺乡政府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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