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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现代中国”的常识建构:清末民初“读本”中的现代国家观念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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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处网

  1905年,清廷下令废止科举,作为四民之首的“士”从此淡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近代知识分子。但二者并非截然两分,士之传统在近代知识分子身上也多有体现。这种剧烈却又绵延的转型,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瞿骏长期关注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新著《崩解的近代:清末民初读书人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即将出版,我们邀请他谈了相关话题。

在全球范围内,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及国家之间的交流、竞争、结盟、冲突、解体、变革等状况层出不穷,近几十年来,“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始终是各国都较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各国在这个过程中反思现代国家之所以形成的凝聚力,社会心理基础以及历史认同内涵,在此基础上思考变革人类生活方式的的可能性及其走向。

撰文:瞿骏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教科书,涵盖语文、修身、历史、地理等科目。

《公民读本》一书为“国民学校”用书。其中《政体》一课对比立宪与专制,说明分权制衡机制;《国会》一课告诉学生,国会职权包括立法权和监督财政权;《选举》一课强调“选举为人民之权利”。

“清末民初”现在常常作为一个特殊时段出现在各类研究中,它是如何成立的?

对于中国而言,现代中国的形成以辛亥革命后建立中华民国为标志。此前数十年的历史,就是中国人为建设一个不同于旧王朝的现代国家而斗争的时期。这种奋斗是全方位的,既包括武力革命,也包括文教制度的渐进变革。这个过程的一项重大成果就是新式教育的建立。也可以说,中国的新教育作为整体社会革命的一股力量,伴随并促成了一个现代国家的诞生。

“现代中国”如何形成是一个无比庞大具有相当挑战性的课题。对此不少既有研究指出现代中国的形成具有其各种两歧性。简而言之其既具有现代的模样,又不乏传统的影子;既有中国传统的渊源,又有欧风美雨的影响。本章并不处理如此庞大的一个问题,而是希望从一个相对中观的问题即“普通人认知国家的基础常识是如何获得的?”出发来观察“现代中国”形成的一个侧面。而所谓基础常识指的是对现代中国的形成有着强大影响力和凝聚力的一些概念、知识和记忆。它们并不仅仅在精英的世界中广泛传播,并且渗透到了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脑海之中。

教科书在清末民初拥有特别的意义,不仅传播知识,更是民主共和思想启蒙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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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骏:我以前用“清末民初”不过是为了方便包纳我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但“清末民初”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成立确实需要认真面对。我想这个提法可以成立的最重要一点是:它有助于我们谨慎处理1911年革命的断裂性。1911年革命建立共和政体,推翻帝制,当然是几千年才出现的“巨变”。但对这一“巨变”至少要放在“清末民初”二十余年的时间里看方能有一些真切的了解(当然若能前后再多看若干年一定更好)。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梁启超等塑造了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共和这样的政体进化论,这种政体进化论在既有研究的预设中依然占据上风。由此,共和政体在种种历史叙述中具有天然的优先性与正当性,这经常使我们不能持平而论从帝制到共和的嬗变,同时又太过注意从帝制到共和的嬗变。

教育推动革命,革命更直接地阐释、传播了新观念,增强了认同。1930年代,中国一位教育家陈翊林写过一篇文章,回顾新教育以来的经验指出,新教育的重要成就在于启发民众的国家观念,“一个人不知道国家的事情还可糊涂生活下去,一经知道便要来想方法改造”,所以“新教育最大成绩,在使国民知道爱国,实行革命,而有辛亥革命的结果。”[1]这是对教育改良和中华民国诞生之关系的直接论述。

从研究取径上看,既有研究讨论“现代中国”的基础常识建构,其重心多放在转型时代所出版的大量报刊上。这当然非常重要,因为在清末民初思想媒介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报刊杂志的大量涌现,而报刊的确对于现代中国的基础常识建构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只要对报刊的制作、销售、阅读等各种面相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其中存在很多需要进一步解释的问题,尤其是如何估计和解说报刊的实际影响力。有研究者即指出:在清末民初无论是报纸还是新式期刊的发行量都比较有限。研究已汗牛充栋的《新青年》、《东方杂志》等刊物在20年代初发行量大约是一万五千份。《申报》大约日销二万五千份,其次是《新闻报》二万份、《时报》一万份,其他报纸发行量皆不到一万份。

辛亥革命前后,伴随新式学堂的涌现、民间书坊的流行、个人编撰出版新教材的风尚,民主政治思想大规模地渗入新式教科书。辛亥革命后,数次复辟都只能昙花一现,以“养成国民人格”为己任的新教科书可谓功不可没。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前一点导致我们对清廷“倒行逆施”的程度常得不到一个有分寸的解说。比如清廷立宪不得真义好像已是个定论,其实立宪之真义为何?不要说太后、皇帝与满洲亲贵,即使当时中国看似最了解西方的读书人恐怕也不能弄得清楚明白。他们的脑海是各种舶来新思想观念的“跑马场”,同时混乱、纷杂、片段的新思想观念又是他们逢迎顺取的好用工具。像从来最遭诟病的皇族内阁,这种设置“本清廷旧制所不容”,但“立宪党以日本尊崇皇族之例相推,一转而使执持政柄”;“亲贵用事,实立宪党为之厉阶”;“满人敢于为此,实归国留学生为朝官者有以教之耳”。所以多有人认为清政之弊滥觞于戊戌、蔓延于庚子之后,这种“弊”并不是说清廷没有政体进化意义上的改革和立宪,而说的是“纵令宪政优于专制,而主张立宪之人其实不如主张专制之人”。清末十年多的是少年新进和少年倖进,这些人“既非顽固,又非革新,不过是走旗门混官职而已”,因此清廷最后几年的朝堂上“有官而无士”。可是在政体进化的眼光之下,这些人大概不少在今日被称为“改革志士”与“宪政先驱”。

我本人从事中国近代教科书研究,对这个论断十分认同,体会尤其深刻。我认为,新教育对于建立现代国家有两个方面的贡献,在两个方面增强了国人对于新国家的认同。

而据笔者考察清末报刊的销量除了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外恐怕也比原来我们估计的要低一些。虽然报刊的影响力并不能仅仅用发行量来判断,但笔者仍然以为研究视野或许应拓展到报刊之外,去考察关于“现代中国”的常识建构还有哪些方式?其中各类“读本”的传播阅读在笔者看来即是非常重要之一种。

教科书为时代亮起明灯

“公民”观念怎样在中国兴起

之后清廷的倒掉和“共和”的实现正多得自于这些志士与先驱的推力。于是他们的头衔又多了一个——“共和元勋”。政体之进化不会使这批“共和元勋”在革命后变成另一种人,民初“政界之泯纷贪黩,又甚于清世”。不过这代表1911年革命的“不彻底”吗?一场推翻了两千年帝制的革命恐怕无论如何都不能称之为“不彻底”,但进化之眼光的确经常让我们忽略推中国入“共和”之人很多时候是在“借新文明之名以大遂其私欲”。

一, 文化层面:促成国家观念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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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6月,辛亥革命爆发前夕,清廷举办了一次旨在改革教育的“中央教育会议”,新旧两派在会上吵了40天之久,其中最尖锐的问题有两点,一是男女是否可以同校,二是小学是否废止设置读经讲经课。此时,距离废除科举制已有六年。

在现代民主政治中,“公民”是一个常见的概念。但对于中国来说,作为现代政治参与意义上的“公民”概念却是一个舶来品。因为中国传统典籍中虽有“公民”一词,如《韩非子》中有“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但其含义略近于“具有公心之人”,并不具有政治参与内涵,正如马克斯·韦伯认为的,传统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公民”观念。那么,“公民”观念在中国是怎样兴起的呢?

后一点则导致了很多问题其实有各种复杂的面相,不能完全纳入帝制-共和之变的框架中,但其复杂性常常被我们的“共和眼光”简单化。比如目前对共和国民的“民权”问题,多注意法条文字中的“国家政事必得国民的同意,所以无事不求国民利益”、“尊重人权,人人都受法律保护”等条款。这些若只在帝制-共和嬗变的眼光中去观察,恐怕只能去问:何以这样的“好事”只存于文字之中,而未能真正实现?但若不局限于“共和虽已实现,民权却未落到实处”这一角度,我们会发现其实还有更多地方可以去提问。

1902年清政府颁布近代第一个学制“壬寅学制”,其中《钦定小学堂章程》规定,“教习学生,一律尊奉《圣谕广训》”,“每月朔由教习传集学生,在礼堂敬谨宣读《圣谕广训》一条”[2]。规定蒙学堂的修身科“教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敬长尊师、忠君爱国”[3]。1904年初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堂历史科目的教学要义为“略举古来圣主贤君重大美善之事,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4]。高小历史科要求“尤宜多讲本朝仁政,俾知列圣德泽之深厚”[5]。这些都是“忠君”宗旨在教学中的体现。“圣主贤君”成为教科书的主角,他们的“重大美善之事”成为教科书的选材标准和主要内容。

清末民初“读本”的兴起

最终,教育改革大会在吵闹中闭幕,新旧势力达成了12项决议,其中一项就是废止小学生读经讲经课。可这12条决议尚未付诸实施,辛亥革命的洪流就已淹没了清廷。

■“公民”知识在晚清新式教科书中开始涌现

一个是“民之所望在实利,不在空权”。民生之实现大概是最低限度的民权,但亦是最重要的民权。但尴尬在于当清末读书人将国家与君王两分,复数却合一的“国民”被推到国家之主人的位置后,“君贵民”就无从谈起,同时由富强目标指引的“重社稷”又指引国民必先要“贵国”然后时时“贵国”,由此国民又难得“自贵”,遂让民生一题早在进入“共和”前就已被严重忽视,进入“共和”后也未得到大的改善。

在这种国家意志的强制之下,当时的教科书中,“君臣观念”和“尊君观念”成为重点。最早的新式教科书中,例如1902年无锡三等公学堂编《蒙学读本全书》二编的第一课:“大清皇帝治天下,保我国民万万岁,国民爱国呼皇帝,万岁万岁声若雷。”[6]190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蔡元培、张元济等校订的《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课文中有“爱国”和“死国”两课,用先秦故事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为臣者,内其禄而外其身。今所以养母者,国之禄也。食其禄而不死其事,不可。”[7]这话是说,作为臣子,享受国家的俸禄,那么生命也就属于国家,当国家有难之时就应该义无反顾为之献身。晚清学部教科书更加强调“忠君爱国”是人民的职分。有课文说:“吾侪生于盛平之世,耕而食,凿而饮,安居而乐业者,皆吾君之赐” [8]。它的意思是,人民的衣食生活来自君主所赐,人民世代受君恩,理当感恩图报,君国一体,尊君才是爱国。

在清末民初兴起的读本主要依托于三个重要背景:其一为从清末宪政开始到1911年革命的政治变革;其二为清末的科举改制;第三为西潮冲击下传统童蒙教育的转型。

当时主持这场会议的“中央教育会副会长”张元济可谓清末民初编撰新教材的先驱。自戊戌变法失败、仕途失意后,张元济将心血投入文化出版事业。早在1904年,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全新的小学国文教科书,由蒋维乔编写、张元济和高梦旦修订,这套教科书影响深远,据数字显示,在辛亥革命前后十余年中,该教材占据全国国文教科书发行量的六成,并影响了其后各种新教材的编撰。

晚清以来,西方国家的近代政治常识尤其是国家制度学理等知识开始引介到中国。尤其是清末十年,日文法政类书籍被国人大规模翻译出版。熊月之曾列举出清末“译作最多,成效最大”的若干法政著作,指出它们“将西方国家观念、国际观念、法制观念、天赋人权观念、权利义务观念、自由平等观念,集中而具体地介绍进中国”。这些近代公民应具备的常识推动了近代中国“公民”概念的萌发。

与“民生”相联系的第二个面相为:在不少由清入民国之人物的观察里,“共和”之前中国并不缺少与欧美宪政类似的精神和由此种精神衍生出的“民权”。这一点钱穆多有阐发,比钱穆说得更早的是吕思勉、李大钊。吕思勉就指出“儒家虽崇君权,而发挥民权之义亦甚切”。李大钊则说:“(在中国)平民政治之精神,实亘数千百年巍然独存,听讼征租外,未闻有所干涉,谚曰‘天高皇帝远’,斯言实含有自由晏乐之趣味。即其间胡元、满清,相继篡夺,而中原民物之安平,未敢稍有所侵扰,安享既久,实效与宪典相侔。”

民国建立,忠君和尊君观念在民初教育中得到认真的批判和清理。

20世纪最初十年清政府的新政是一个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触动乃至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一次重大改革。其中宪政改革定立宪时间表,中央设资政院、各省立谘议局、在各地推行地方自治。这些举措在很多读书人看来都面对着一个巨大的困境即如何开民智以培养“立宪国民”的政治常识。因为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宪政为何物,资政院、谘议局或者地方自治究竟是怎么回事也不甚了了。在上不少人是以“通君民上下之隔”的思路来理解宪政,在下选举舞弊、非议宪政的现象屡见不鲜、由选举资格调查和地方自治推行而起的风潮此起彼伏,因此1909年的学部奏陈才会说“立宪政体期于上下一心,必教育普及,然后国民知识道德日进,程度日高,地方自治选举各事,乃能推行尽利”。正是在此潮流下严复、孟森、朱树人、陈宝泉、高步瀛等人纷纷开始编撰各种读本来开民智为立宪做准备。而1911年革命改帝制为共和也催生了一批以传播“共和国政治组织大要以养成完全共和国民”的民众读本。

同一时期,张元济掌门的商务印书馆还先后出版了现代教育的各学科教科书,涵盖语文、修身、历史、地理,书中全无“忠君”内容,宣扬的是资产阶级的国民意识和民主平等观念,为辛亥革命前“震旦暗晦”的时代亮起了许多盏明灯。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公民”概念出现于19世纪末。1899年,改良派思想家何启、胡礼垣在《新政真诠》中呼吁设议院、张民权,指出“议院一开,则用人之法必变,无论科甲之士,商贾之家,皆得为议员,但须由公民举”,也有人认为这是中国人最早用“公民”指国家成员的意义。1902年梁启超发表对于教育政策的看法,呼吁“今日欲立国于大地,舍公民自治,其无术矣”。“公民”一词在梁启超这里更加具有近代政治参与内涵。蔡元培曾指出中国公民教育从晚清开始,19、20世纪之交“公民”意识的萌芽支持了他这个论断。

但这种“实效与宪典相侔”的局面却在清廷真的“仿行宪政”后开始被破坏。为“植立宪之基”,省设咨议局、府厅州县办地方自治。数年间,省咨议局林立,府县议会多有、镇乡公所遍设,这种现象当然可以目之为中国人“政治参与”的扩张和爆炸,但必须注意到同时这亦意味着中国固有“政治参与”空间的压抑、缩小和消失。从省一级来说,此种政治设置虽看似为“地方分权”,但其实是“咨议局弄权”,再到民国的“督军拥权”。立宪理想家欲以“分权”破“专制”,但实际上是各省变成了一个个“小专制国”,且正因其“小”,则其行“专制”较之以往更为方便、通达和辣手。因为“夫贵擅于一人,故百姓病之者寡”,而一旦每个省内都“贵擅于一人”,则“前此自由晏乐之恢余,渐为强权所侵逼,斯民遂无安枕日矣”!从府厅州县来说,士绅耆宿几百年间都是通过乡里宗族行地方之公益,办地方之“公事”,“自治”状态本地方所固有。钱基博就指出:“(清末)自治制未颁行,而地方则已自治矣,不以此而加自治也。殆(民国)三年政府停办地方自治,而无锡地方一仍其自治之习惯自治之,亦未尝以之不自治也。新会梁启超为人论地方自治,至以无锡与南通骈举为模范县。此则邦人君子之勤劳地方有以致之,与制度无与也。”

1912年,教育部制定《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规定,小学校的“本国历史”课“宜略授黄帝开国之功绩,历代伟人之言行,亚东文化之渊源,民国之建设,与近百年来中外之关系”[9]。“历代伟人”的言行事迹取代“圣主贤君”成为儿童尊崇的榜样,文化变迁和国家制度建设成为主要线索。

同时自戊戌变法开始,清廷开始大幅度改革已近千年的科举制度。最重要的表现为科举考试中策论一门日益受到重视。尤其是1901年清廷下诏全方位科举改章,策论一门被提升到至关重要的位置,成为了每一个举人士子必读必考的东西。这一变化虽然仅仅维持了四年左右的时间即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嘎然而止,但其造成的影响却不容小视。周作人在《谈策论》一文就曾略带嘲讽地评说从八股改策论带来的影响:

“废旧”之后,急需“立新”

在这种浪潮的推动下,晚清一些新式教科书中,逐渐出现有关近代“公民”知识的课文。1903年文明书局出版一套“蒙学教科书”,其中《蒙学修身教科书》是近代学制确立后的第一部较有影响的修身教本。此书分修己、保身、待人、处世四章,有关守法、纳税、财产和政治等内容属于“处世”章,相关课文有:

钱基博这段话正说明专制时代“自治”本就有之,共和时代“自治”依然有其顽强的生命力;未明说的是:清末由政府强推的“自治制”反倒可能是对固有“自治”的妨害和摧折,同时“自治制”本身既能被政府所强推,但短短几年又能被政府斩断,既如此又何能谓之“自治”?而且在清末民初的几年间,地方上不少人由原来的“乡里贤能”、“公正大夫”一变为县以下叠床架屋之新行政机构之主脑。这种转变对地方“公益”、“公事”的变迁,士绅耆宿的形象口碑都有长久的负面影响。

在此宗旨引导下,“共和国教科书”之“新历史”编者宣布,“本书尤注重于国土之统一,种族之调和,而于五大族之豪杰,择其最有关系者,一律编入本书”[10]。“中华教科书”之历史教科书的编者“择述自黄帝以来开化之概略,历代伟人之言行,与夫最近中外交通之关系”,使儿童“既知文化之由来,复知世界大通之利益”[11]。足见教育出版界同人对教育部教学宗旨的认同。

前清从前考试取士用八股文,后来维新了要讲洋务的时候改用策论,……八股文的题目只出在经书里,……策论范围便很大了,历史、政治、伦理、哲学、玄学是一类,经济、兵制、水利、地理、天文等是一类,一个人哪里能够知道得这许多,于是只好以不知为知,后来也就居然自以为知,胡说乱道之后继以误国殃民,……我们小时候学做管仲论、汉高祖论,专门练习舞文弄墨的勾当,对于古代的事情胡乱说惯了,对于现在的事情也那么地说,那就很糟糕了。洋八股的害处并不在他的无聊瞎说,乃是在于这会变成公论。

在中国的传统历史中,私塾学童们学习的教科书无非启蒙自《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然后熟读四书五经。辛亥革命摧枯拉朽,清朝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废旧”之后,急需“立新”。

“纳税者皆有监督用此税项之权。”

由此我常想大概我们现在需要暂时搁置,至少是调整一下“共和眼光”,不妨将北京政府看做一个继清而起的朝代,如此则对撰修清史、北京政府之权力结构、地方政治之转型等问题能有更多别样的发现。

教科书中某些史事叙述语言的改变十分明显。例如“龙兴”之类用语不再出现在教科书中,对洪秀全太平军不再称“发贼”,讲述历史过程,立场更为中立。对于刚刚成为历史的辛亥革命,民国初年的教科书倾向于从制度深层进行反思,指出满清从盛世走向衰败使国威受损,其“致乱之缘由”包括内部政策、国际关系及社会问题等诸多方面[12],根本上是因为“清廷不知改良政治为根本上之解决”[13],而“以专制政体演成此现象,固为不可逃之公例”[14]。教科书要让儿童知道“君权民权之消长”[15],民国建立的最大意义是“千年专制政体,一变而为共和”[16]。

这种对策论/论说的描述证明了科举制度的改革导致了读书人从阅读形式、学习内容到自我认知理路的巨大转换,这种转换并未因1905年科举废除而停滞,其带来了一种经久不息的出版热潮即以“论说”为题目的读本大量出版。这些以“论说”为标题的读本虽然基本都是粗制滥造,大量重复、内容庞杂的策论型文章的汇编,按照它们自夸的话来说即“无非古今历史与夫近今时事相提发挥,或一题一篇,或一题数篇,以示途径”。但却因符合了一般读者尤其是在校学生参考、模仿乃至抄袭的需要而经久不衰。如《最新论说文海》一书1913年初版,1919年18版,到1933年已出到增订26版,而且在国民党“训政”体制下有些文章从表面上看已颇不合时宜如《孔子纪念日感言》、《尊孔论》等,但依然能够销行无阻。

1912年1月,中华书局成立,宣告“非有适宜教科书,则革命最后胜利仍不可得”,随后迅速推出了民国第一套教科书《中华教科书》。这套封面为五色旗的新教科书在中华书局”教科书革命“的号召下面世,特意聘请了当时接任蔡元培的第二任教育总长范源廉为编辑部长,明确出版宗旨:“一、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二、并采取人道主义、政治主义、军国民主义,三、注意实际教育,四、融和国粹欧化”。这套顺应了辛亥革命共和潮流的新教材生逢其时,加之内容新颖,使得中华书局很快站住了脚跟。1912年12月,中华书局又推出《新制中华教科书》系列。

“我于公财产无取用之权,我于私财产有支付之权。”

对读书人来说,1905年废除科举是命运攸关的大事,相关研究也很多,您怎么看?

“共和”宗旨指导下的民初教科书,强调“中华民国”的本质在于“五族共和”。指出满清统治制造了种族成见和帝王、臣民之间的阶级不平等等问题[17],民族团结并非政体变革之结果,而是政体变革的促动因素这样一个道理:“我国数千年文化,非一民族之功。即今日改专制为共和,亦我五大民族共同之力”[18]。这种符合历史事实又充满温情和敬意的叙述,反映了教科书编写者深刻的历史认知。

除了宪政推行和科举改革外,西潮冲击下传统童蒙教育的转折亦是民众读本兴起的温床。一方面传统童蒙教育被很多趋新读书人认为不合时势,而被冠以许多“污名”。这使得童蒙教育中应使用所谓“浅白读本”的意见甚嚣尘上,《申报》上有论说即认为:

1912年4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民国第一套商务版教科书,名为《共和国教科书》,倡明“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注重国体政体及一切政法常识,以普及参政之能力”、“注重汉满蒙回藏五族平等主义,以巩固统一民国之基础”、“注重博爱主义,推及待外人爱生物等事,以扩充国民之德量”。这套以“共和”命名的教科书甫一出版便热销,风行海内外。

“天下无无政治之国家……同一政治,必民之多数以为可者,方著为令。”

瞿骏:从后见之明看,1905年立停科举对中国读书人的影响怎样强调都不过分,但需要注意1895年后中国发生的各种变化太多且太快。从空间上说,各地纷起变化,但在同一时间里此地已在寻求“西政”之变,但彼地或刚开始仿造“西器”之变。从时间上说,前一个大变化经常未过几年就被后一个大变化所覆盖,导致前一个变化虽大却近消失不见,科举就是如此!

二, 制度层面:推动新的国家制度认同

我国因考试用文字之故,遂以不通俗为主。而初级读本亦用之,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彼止曰我教之读八股题目,读八股材料也。若问童子之受益与否,则哑然无以应矣,今夫浅白读本之有益也,余尝以教授童子矣。甲童曰好听好听,乙童曰得意得意。所谓好听得意者无他,一闻即解之谓耳,一闻即解故读之有趣味,且记忆亦易,如此则脑筋不劳,无有以为苦事而不愿入塾者。且童子养生之道亦在是矣,或曰四书五经乃圣贤道理,如何舍彼读此?答之曰四书五经之道理无分古今,惟其语言则儒林古国之语而非今国之语也。若以今国之语言写,无分古今之道理有何不可?余所谓浅白读本非不讲道理之谓,乃句话浅白之谓耳,且直与时为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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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论述已明显属于近代政治常识,是对国家和社会的新认识。

1901年8月,清廷颁上谕宣布科举改制。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三场试四书五经义。且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此后四年间的两次乡试和两次会试,都是按照新章程来考士子。

清廷还未退位,民国尚在酝酿当中,晚清就有教科书谈到国体、政体知识。陆费逵的《修身讲义》有课文解说,“主权在民“就是民主国体,“主权在君”为君主国体;“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由一机关行之者,曰专制政体;三权各有独立之机关者,曰立宪政体”[19]。这是较早的国体、政体教育。陆费逵联系实际指出,“我国自古以来皆行专制政体”,甲午之后这种局面发生改变,清廷立宪之后,“自是以往,吾国将为君主立宪之国矣”。以近代政治学理论来说,“主权在民”是近代国家的标志。这一知识第一次出现在清末教科书中,意义重大。

另一方面童蒙教育的基本结构由官学、书院、私塾渐渐转向各类学堂,这种基本结构的变化让如何规训学童的身体和思想以适应“新学堂”成为了一个问题,这些身体和思想的规训往往会利用教科书。由此不少教科书即直接以“读本”为名,而各种其它类型的“读本”亦成为重要补充。像《国民读本》除了有立宪宣传的功用外,在《学部第一次审定高等小学暂用书目凡例》中就明确规定其使用者为“学生”。《国民必读课本》也是如此,其宣讲规定由各地劝学所来进行。《中华共和国民读本》自称其内容“可充高等小学及初等小学补习科之用,然今日中学校、师范学校学生皆未受共和国民教育,故亦可用为补习课本”,商务版的《共和国民读本》在封面明确表示为“高等小学校用”,而在《初等共和论说指南》中开篇即有《守规则》一课说:“学校之立规则,岂欲压制学生哉?将以检束其身心耳。乃有放纵之徒,不识规则为何物,辄违犯之,身心何由而端正乎?惟善守规则者,无论课业时,游息时,而其举动语言皆无过失。”这些均足见学堂建制与读本出版之间的密切联系。

张元济是清末民初编撰新教材的先驱。

中华书局的创办者陆费逵在晚清也编有修身讲义。1910年清廷尚未覆亡,他的讲义就论述“君主国体”和“民主国体”的区别,“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立的“立宪政体”与“专制政体”之别,较早介绍三权分立等知识。这些固然是晚清新政和立宪舆论浪潮的推动,但也不能不让人佩服其胆识。

这次科举改制正是一个被“科举立停”所覆盖,但实际上非常重要的巨幅变化。余英时曾指出:科举以“圣典”(四书五经)为基础文本,建立了一个共同的客观标准,作为“造士”和“取士”的依据。但对“圣典”的解释又是多元的,不可能统一于任何“一家之言”,因此科举制度在实际运作中有一种自我调适的机能,使钦定“正学”不致与科场以外学术与思想的动态处于互相隔绝的状态。

民国建立后学部教科书被废除,1912年教育部订定小学校教则规定,小学修身“宜授以民国法制大意,俾具有国家观念”[20],晚清时期作为立宪附属品国家知识教育,现在成为国民教育的主要内容。“法制大意”课程承担了传布“国家观念”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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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建立之后,教科书中的政治常识有所增加,也更接近于近代政治学。伴随民国建立而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可做代表。其高小用书共8册,每册十几至二十几课不等。涉及近代政治知识的课文有自由、人道、守法律、纳税、服兵役、选举、博爱、人权、国际道德等,数量明显比晚清增多,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在教科书中获得高度肯定。“人权”一课讲道:“人权者,人人所自有、而非他人所能侵损者也。”人权“有对于公众之权,有属于个人之权”——“组织社会、参与政治、选举议员,举吾学识之所及、皆得发布于外、以求有益于人类,此人权之对于公众者。信教自由、营业自由、生命自由、财产自由,意志所在即权力所在,非他人所得干涉。此人权之属于个人者。”课文要求“使学生知保护人权”。

从余英时的洞见出发,我们会看到传统时代科举制不是完全没有“弹性”,但1901年的变化之大在于原来造成科举制度“弹性”的变量大致是单一的,主要来自于考官,现在一转而为多个因素在同时变化,且多是在无奈地应变而变。在多个变化里最要命的是,本应为不变之客观标准的基础文本突然膨胀到了边界在何处都不知道的地步。考官由此进退失据,考生也彷徨失措,围绕考试的各种生意则利用边界的模糊揣摩风气,浑水摸鱼。这一过程一方面催逼了科举的立停,同时又让历史有不少诡论性的发展。

1914年,商务印书馆在其“共和国教科书”中推出一部“法制大意”,成为体现这一教育导向的典型范本。此书目的是使学生“藉得法政常识,以养成共和国民之资格”[21]。《法制大意》是初步政治常识、国家构成和运行知识,以及基本法律知识的综合融汇。它第一次全面宣示了“共和国民”与专制时代“臣民”的不同,表现在新政体下国民所拥有的全部权利。“人民”拥有的权利被记载于宪法,包括身体自由、居住、财产、营业、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书信、迁徙、信教、请愿陈诉、诉讼受审、选举被选举权利等十多种[22],这是晚清教科书中前所未有的全面、系统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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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出版了民国第一套教科书《中华教科书》。

另一部《中华共和国民读本》有“权利”一课讲说:“政治家有言曰,鱼之游泳于水中也,出于自然。人之生于斯世,其必有权利者,亦出于自然。此即权利出于天赋之说也。次之有社会契约之说……”天赋人权观念和社会契约理论堂而皇之走进教科书中,这是很大的超越,也是民初教科书的突出特点。

从催逼了科举的立停来说,“八股改策论”后,由于基础文本漫无边界,考试范围就接近“临海无涯”。光第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就包括了学校、财赋、商务、兵制、公法、刑律、天文、地理、格致、算术、制造、声、光、化、电等学问。对此考官困惑于如何出题,但礼部的回应却是“先以各国政治艺学中之切于实用者命题”,而何为“切于实用”却只字未提(大概礼部堂官自己也不太清楚);学生迷惘于如何答题,但礼部的答复是“士子讲求时务肄习有素者,自可各抒底蕴”,如何算“肄习有素”也片语皆无。于是“新学”就成了每一个考官和士子各有各理解的东西。早至《海国图志》《瀛寰志略》,到稍迟的《校邠庐抗议》、制造局译书和各种“出使日记”,再到《盛世危言》《时务通考》和各种各样的策论汇编,一股脑儿都成了考官的“出题依据”和读书人的“备考资源”。不仅考生到上海买书,考官也到上海买书,甚至礼部都要去上海买书。更危险的是《清议报》《新民丛报》《江苏》《浙江潮》《湖北学生界》等海外被禁报刊也成了供读书人备考的“新学进化捷径”。这种“过期新学”、“滥造新学”和“禁抑新学”共熔于一炉的局面让张之洞等虽试图以“中体西用”的框架来规范“策论科举”,但其实他们既挡不住“周秦诸子之谬论”,也封不了“释老二氏之妄谈”,更不能抵抗“异域之方言,报馆之琐语”。那么,这样不能为朝廷“得人”,反而可能塑造叛逆者的科举,要它何用?

三,教育与制度变革相互促进,推进国家认同。

理解现代中国:清末民初“读本”中的国家与世界

白话文登陆教科书

澳门微尼斯人娱乐,“共和国教科书”和“中华教科书”几乎垄断了民初教科书市场,它们的影响不容小视。日益增多的近代政治知识说明,教授公民常识、培养儿童认识和参与社会的意识越来越成为普通教育固有之意。

从历史的诡论性发展来说,1905年科举立停的消息确凿放出后,除了少数基本对外界情势隔绝懵懂的乡僻之士,大概多数读书人对此都已有一定的心理准备,有些人在落寞感慨之余,甚至有“第二只靴子”终于落地的少许轻松。这是因为在科举立停前的十余年,读书人早已感知到科举将变和科举可能会停。1891年陶保廉就发现:“近人病八股之空虚,竞议以天算、舆地、时务等策论试士。”这种种“竞议”的汇集在戊戌前已形成一股流风。维新变法的尝试虽然短暂,但更让“科举要发生大变化,甚至即将消亡”的感知萦绕在众多读书人的心头。于是读书人会以各种方式回应他们预感的科举之变。像郭沫若的族中长辈郭敬武是王闿运的高足,在成都尊经书院读过书。戊戌后他在四川嘉定的家塾里就以讲乾嘉朴学来应对可能会废的八股。著名考古学家李济之父李权是“一县闻名的大秀才,拥有(当地)最大的学馆”。在李济读毕四书后,他不照旧日常规让李济读《诗经》,而是改读《周礼》。与李济同为哈佛博士,国民党大将俞大维(其父俞明颐是曾国藩孙女婿,大伯是清末名士俞明震,姑姑俞明诗是陈三立之妻、陈宝箴之媳)也是读毕四书后不读《诗经》,改读《公羊》。这些个案都说明在科举将变之流风的影响下,读书人为子弟读书做过多样的“预流”。

清末和民国初年教育的两个重要成就:一方面,“共和”教育深入儿童心里。另一方面,人民的权利教育成为国家观念的基础。这两方面都是教育增进国家认同、促进国家转型的证明,也是文化教育和国家制度变革相互促进的结果。

在初步了解清末民众读本兴起的背景后,让我们回到这些读本自身。如果将清末民初的读本与当时其他著作或报刊上的言论相比较,其实这批书大致在思想上既无原创性,也无独特性,但却是讨论“一般思想史”的不错材料。因为至少编写读本的那些精英在试图向更多的人传递他们在思考并希望让民众了解的概念、理论与思想,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势必要努力地做到通俗化和简单化(效果如何存疑)。此处即选取清末民初与政治文化基础常识构建密切相关的国家与世界观念来做进一步讨论。

清末时期,上海棋盘街有家彪蒙书室,主人是个钱塘人,名叫施崇恩,他主持编印了大量的白话小学教科书。时人记载,彪蒙书室历年出版的各种小学教科书不少于75种,教材附有白话解说,或有插图、或加比喻、或经文和白话文对照。书室出版的《绘图中国白话史》在清末学堂流传极广,也是较早的中国白话历史教科书。可惜用白话文译经书触怒了清廷,被下了禁令,彪蒙书室就此夭折。

■民国时期,国家教育政策对“公民”教育的规范与推动

在李济的回忆中还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亲友们都感到父亲这一变动的奇特,但也没人敢责难他这一违背习惯的教育方法,“我在十岁以前已经意识到,我不是科举时代的秀才候补人了”。这又说明地方上那些著名的读书人,其子弟如何应对科举被无数双眼睛盯着,他们读书的动向在当地都有示范和扩散效应。1901年“八股改策论”虽指向的是为科举续命,但实际却是又加了无数台鼓风机来激扬“科举将亡”的风势。改策论后不久,夏丏尊的父母就对他说:“科举快将全废,长此下去究不是事!”目前多有人研究1905年以前科举的“应(该)变”之说和“应(该)停”之论,困惑于1905年何以为科举立停“呼天抢地”的读书人并不多,以及1905年后“复科举”之谬论与妄动。而较少有人考察读书人如何应对实际的和他们预想的“科举之变”,他们又是如何被“科举将亡”之风势所影响和调动的。这种状况大概是不脱“进化”眼光看历史的又一例。

一方面,文教观念往往超前于制度变革,从而推进国家的制度变革。

在清末中国占据主流位置的是一套融合了“主权在民”和“国家至上”观念的混合型国家观。这套国家观打破了原来皇帝、朝廷与国家的紧密结合,降低乃至消解了皇权在整个国家架构中的位置,最终将“国家”抽象出来,成为了新的至高无上的存在。梁启超《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中就曾把国家比作“公司”,“村市”;朝廷则是“公司之司务所”、“村市之会馆”;而皇帝、官僚则为“总办”、“值理”,因此:

从清末个人自行编制白话教材,到1920年全国范围推行白话文教学,教科书的变革在新旧力量的剧烈冲突中演进。

随着“公民”概念被社会广泛接受、公民教育观念日益增强,它逐渐从边缘知识成为学堂课程。

历史的曲折还在于:虽然改革的本质是利益再分配,有人顺应改革获益,有人在改革冲击下落魄。但如就此推论说顺应改革获益之人都过得非常愉悦,则可能相当离谱。李济、俞大维等年纪较轻,在父兄帮助下对科举之变有所准备,停科举对他们的冲击当然较小。即便如此,多年后,俞大维仍意识到“我的国文作文始终没搞通”!这提示着新策论实为“洋八股”之看法大有继续言说的空间(此处不暇展开)。而那些进士、举人出身,年龄三四十甚至五十多岁(需注意清末的三四十岁与今天相比,“苍老感”要强得多)的人,他们也早已感知到科举将停,遂努力在时局漩涡中挣扎,

晚清时期,学部规定了“忠君”、“尊孔”等教育宗旨,坚决杜绝异质思想。而很多民间教科书的作者却在这种重压之下,超越统治者文化观念和知识结构,推进近代文化传播。

固有国家思想者,亦爱朝廷。而爱朝廷者未必皆有国家思想。朝廷由正式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

1917年,吴研因为中华书局编制的《新式国文教科书》1至8册,其中已有白话文附课。第一套系统的小学白话语文教科书《新体国语教科书》则是在1919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次年,商务印书馆的《新法国语教科书》和中华书局的《新教育国语读本》相继出版。此后,白话文教材一发不可收拾,众书局竞相编制的小学白话语文教科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希冀借由白话文的平民性和大众性,更广泛和便利地普及国民文化,而白话文课本在短时间内大量涌现,也反映了白话文学的成熟。白话文进入教材使得新文学白话语言拥有了“合法地位”。

1916年1月,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国民学校令实施细则》,规定修身科从第三学年起,在原授“道德之要旨”外,加授“公民须知”。同年10月,教育部再发部令对施行细则进行修正,加入一项说明:“自第三年起兼授公民须知,示以民国之组织及立法、行政、司法之大要。”这是公民知识进入学校课程之始。下文所要谈到的方浏生著《公民读本》,就属于修身科目下的“公民须知”,其“编辑大意”即以此修正细则为根据。

想在地方兴学、留学的热潮中分一杯羹。最后大多数人确实是分到了,但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一把年纪离开家乡,或进京、或赴沪、或入省来做结果未知的经营打拼,甚至一句日语未习,就登上海轮,负笈东瀛,学习法政。若与旧日心灵相沟通,我们会发现那些貌似延续了“士绅特权”的读书人其实也一样承受着科举立停后茫茫然不知未来向何处去的哀与痛。

其中一个精彩例子就是中华书局成立的传奇故事。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职员陆费逵,前面我们介绍了他在清廷尚未覆亡之时,就编写教科书,介绍国体、政体和三权分立制度等知识。在1911年武昌起义时,他预料清朝统治必被推翻,遂暗中与几位同仁策划、筹措资金,提前酝酿、加紧编写的一套适合共和国民需要的中小学教科书。民国一成立,中华书局随之成立,“中华教科书”紧跟其后出版[23],一套具有共和精神、新的文化理念的教育读本迅速应用到各个学堂中。民初新教育的领导者和倡导人,大多是晚清时期教育改良的先进,还有如蔡元培、张元济等人,他们具有高远的文化眼光和政治追求,超前于国家政治的变革,实践其教育理想和宗旨,推进了新国家的建设和新文化的认同。

在中国传统的国家认同中,在位君主和一姓王朝基本与国家一体。因此梁启超这套将“朝廷”与“国家”分离的推论方式可谓惊世骇俗,但影响却甚大,这种思路也充分反映在当时的读本里。如1905年出版的《国民必读》虽然会有一课称“受国家莫大的利益,岂有不思报酬的理,所以就以忠君爱国四字,为我辈最大的报酬,亦就是我辈最大的责任”。但只要通读过这本书就会发现明确提倡“忠君”的只有这一课,在“忠君爱国”的旧毡帽下面隐藏的是一个崭新的“国家”。“民”则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全新政治主体,由此国家与民众在读本里产生了全新的联系,这种联系又使得国家对于民众的要求与以往在“君臣”或“君民”关系框架下的那些要求截然不同,这尤其表现在《说国家与国民的关系》一课上:

1920年,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修正《国民学校令》,这是中国废弃文言、采用国语的第一个法令。同年4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发出通告:国民学校文言教科书分期作废,逐渐改用语体文。

民初国家政局并不安靖,“共和”国号有名无实。教育界人士深思认为 “国民之无公民常识当为重要原因”(方浏生也当是赞成者)。教育部于是联合各界同仁成立教育调查会,于1919年拟定“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为教育宗旨,明确指出“共和精神”包括“养成公民自治习惯,俾人人能负国家社会之责任”。公民教育成为“发展共和精神”的题中之义。几年后的1922年,“壬戌学制”确立——这是中国近代存在时间最长、影响至今的学制系统,次年《新学制小学课程纲要》公布,“公民科”取代“修身科”成为学堂科目,由此书写了中国公民教育的华章。

从晚清兴学堂开始,近代化的学生群体日益崛起,这一群体和以往读书人相较有何特点?

另一方面,国家制度变革有利于发展文教,深化新文化的认同。

如今我中国的民人有个最不好的习惯,遇着国家有事,就说这是国家的事,不与我民人相干。此等话可算是最糊涂的了。试问民人是何国的民人?国家是何人的国家?若国家的事与民人无干,如何能唤作国民呢?须知国民二字原是说民人与国家,不能分成两个。国家的名誉就是民人的名誉,国家的荣辱就是民人的荣辱,国家的厉害就是民人的利害,国家的存亡就是民人的存亡。国家譬如一池水,民人就是水中的鱼。水若干了,鱼如何能够独活。国家又譬如一棵树,民人就是树上的枝干,树若枯了,枝干如何能够久存?

1932年出版的叶圣陶编写的《开明国语课本》使用了明白晓畅的现代白话文,一直到70多年之后的2011年,仍然一度成为热销读本而断货,“民国教材被热捧”一时成为报章新闻。

■中国第一部公民教科书《公民读本》诞生,促进了“公民”观念的兴起

瞿骏:“兴学堂”是清末一个截断中流的大改制,它又与科举改章和科举立停的过程相伴随,因此在近十年间入学堂的学生中既有传统读书人,又有半新半旧之读书人,更有新一代读书人。这些人入了学堂之后所产生的变化很多,这里简单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为落差,二为“无定”,三为群聚。

民国建立后,教育部颁布相关法规,其中对教科书编审出版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国民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24]二是“初等小学校、高等小学校、中学校、师范学校教科用图书,任人自行编辑,惟须呈请教育部审定”。[25]“合乎共和国民宗旨”成为民初教科书的指导宗旨,确立了“审定制”,同时否定了晚清学部一度试图建立的教科书“国定制”。这项政策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就实际而言,民初十多年不存在“国定本”教科书,始终施行的是较为宽松的审定制。

到1911年革命后,摆脱了皇权束缚的读本中讲现代“国家”的内容就更多,甚至用的比喻都与清末类似,如在直隶省出版的一套《共和浅说》中就说:

教科书带来的新观念

在上述公民教育趋势和政策推动下,191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浙江吴兴人方浏生编辑的国民学校用《公民读本》,台湾教育史家司琦教授认为这是“我国最早的公民教科书”。《公民读本》“编辑大意”说明主旨是教授“公民所必需之知识及道德”。教本上册有国家、国民、民族、国体、政体、国会、政府、法院、国民之权利义务、法律与道德、自治和选举等课文,下册有军备、警察、户口、租税、国债、预算决算、货币、教育、生计、公众卫生、外交及欧战等课目。

先来说落差,当年读鲁迅的《琐记》一文,印象最深刻的是江南水师学堂里那“二十丈高的桅杆”,人“如果爬到顶,便可以近看狮子山,远眺莫愁湖”。这文字里面除了满满的“少年寂寞”外,实让人诧异。一个水师学堂竟然无泳池而只能爬杆,这大概正是学生入学堂后感到想象与实际之落差的最佳写照。清廷行新政并非无钱,但枝枝节节,百端并举,遂令钱再多也只能掉入永不得填补的大坑。由此清末兴学的理想与实际往往天差地别。对此读书人未入学堂前基本无从察觉,像小说家张资平只是觉得县城学堂读书的人每星期回来一次,很得村人看中。在省城进学的人,每学期回来一次,更得村人尊敬,因此“无一天不梦想出省城念书”。所以从清末到民初的大小城市里充斥着一群满怀着梦想和憧憬的人和梦想与憧憬被碰得粉碎的人,很多学生的人生转折都能在此找到源头,而如此多的人生转折造就的是历史的急剧漂移。

宽松的审定制和教育界同仁共同的教育理念,促成了教科书的竞争繁荣局面。商务印书馆的“共和教科书”和中华书局的“中华教科书”支撑起民初新教育之局,在中国教育史和文化的近代化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些深刻说明了文化对制度变革具有重大推动作用,制度变革对建立现代文化具有解放和繁荣之功。

共和国家由人民组织而成,所以叫做民国。共和国家的人民都是国家一份子,所以叫做国民。可见人民与国家是万万不能分开的。国家譬如一棵树,人民就是此树的根株枝叶。若无根株枝叶,那里有此树,树已枯槁了。就是有根株枝叶也不能独存。所以国家与人民关系的非常密切,国家一切的事就是国民的事。

近代史专家、学者傅国涌认为,辛亥革命对中国现代化转型起着关键的作用,教育转型就是其中之一,两千多年的旧式教育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式学堂遍地开花,新编教科书风行海内外。像1912年4月出版的风行一时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包括此前共和国教科书系列中的“新修身教科书”在内,共印刷了上千万乃至数千万册,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之所以昙花一现,与这些教科书所普及的民主共和观念不无关系。

第一课《中华民国》,说明我国两千年来“君主专制,不足图治”,因而“起革命军于武昌,全国响应,清廷逊位,中华民国于是成立”。开篇讲述国体变革过程,给人强烈的历史定位感。

再来说“无定”,现代中国的最大问题大概在于永远不知道变革到哪一天是个尽头,变革若无休无息,那么身处其间的人们一定会感到种种“无定”,清末民初的学生就是“无定”感觉最强烈的一群人。胡适曾说:“当这个学制根本动摇的时代,我们全没有现成的标准可以依据,也没有过去的经验可以参考。”因此学生从投考学堂起就几近无所适从:是入一般学堂,还是专门学堂?考试时重专科,重国文,还是重外语?各学堂的入学要求实在是千差万别。而辛苦考入学堂后是注重新学,还是继续读经?文理科目众多,各科并举力有不逮,用功程度如何拿捏?这一个个问号之下都要学生做出即时、快速的决断,而这些决断都可能在日后成为他能否顺利立足社会的重要因素。甚至出学堂时,他们亦会面对诸多类型的毕业考试而感到应对无措。1911年唐文治就指出:“(据)部章,毕业考试之前有学期考试,而各中学之毕业者,即须赴省复试。三试相连,往往考至月余,始能竣事。其才质庸劣者,不过敷衍抄袭,其力争上游者,劳精敝神,至以性命相博。幸而毕业,或已毙命,或成废弃,似此情形,以家寒而力求上进者为尤多,尤可痛悯!”

纵观晚清民初教育在知识传播的自由度、空间极其社会功能诸方面,可以发现,文教变革和国家的政治变革相互促进,在传播现代文化理念和现代政治制度、国家制度知识等方面,形成了新的国家认同。改变自身,进而改变世界,这是清末和民国初年历史留给我们今天的经验。

国家观的转化构成了现代中国的一层基本底色即对国家富强的渴求和对民族主义的宣扬、响应和追随。但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民初除了国家富强和民族主义被凸显外,另外还有一个层面就是“世界”观念的兴起。这一观念首先是和中国古老的“天下”观念相勾连的。罗志田即指出:列文森说近代中国是一个从“天下”转化到“国家”的过程或许大致不错,但同时也是一个从“天下”转化到“世界”的过程。。从读本来看,不少内容即表现出从“天下”向“世界”转换的痕迹。如商务出版的《共和国民读本》在谈到“邮政”时就说:

文章来自历史说

《政体》一课对比立宪与专制,说明分权制衡机制:“立宪与专制之别,即在主权作用之有限无限。盖立宪之国,既有宪法,以定政权所属。又设国会以立法。设法院以司法。政府失政,国会得弹劾之。诉讼裁判,法院主之。行政官不能干涉。……现代各国,或由人民请求,或由君主自动,均已改为立宪政体。否则人民革命,变为民主国体,而行立宪政体。我中华民国亦其一也。”

最后是群聚,学生的落差感和彷徨无定若仅为个体的感觉,大概最多会走向抑郁与自杀。但相较传统读书人,学堂学生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数十、上百乃至数百人的群聚,且是远离家乡、家族、父母之爱护与管束的群聚。这样的状态既塑造了新人,又引来了烦闷;既有利于革命,又通向消沉;既让学生成了现代中国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又让学生成了被政治拨弄的工具,其间的两歧性和多歧性值得我们再三思索。


往时通信或遣专使,或凭信局,从无国家为之经营者。至邮政既兴,其所及之地既广,传达亦较为妥捷,于是人民心志大通,知识亦因之大进,且不徒偏于己国也。又合万国同盟为之整齐而画一之。一纸音书可以周行世界。

《国会》一课告诉学生,国会职权包括立法权和监督财政权:“凡政府收入支出,事前必编造预算,求国会之同意。事后必编造决算,得国会之承认。”

在革命党人的鼓动下,清末各地起事不断,排满思潮流行,一般读书人如何看待排满与自己的民族身份?

[1] 陈翊林:《近代中国教育总评》,《中华教育界》第十八卷四期,1930年4月。

“合万国整齐而画一之”既包含着有中国人怀着“天下一家”的古老理想要“跳入世界流”中去的想象,又消解了以往天下观以中华本土为中心,以夷夏为分界的差序格局。这就使得清末民初的“世界”观念在民众读本表现出四条既有相似之处又包含较大差异的理路。

《选举》一课强调“选举为人民之权利,故人民不当放弃选举权”,选举的原则是:“其人而果善也,虽与我绝无私交,我当举之。其人而不善也,虽权足以制我,利足以动我,我亦不当举之也……”

瞿骏:我对清末的“排满”思潮下过四字断语叫“似真亦幻”,什么意思呢?“排满”从其被研究的历程看自然是一股“大潮”!这首先决定于革命史研究至今犹存的影响力。自1930年代起,在国民党官方主导下,革命史研究就已蔚然成潮。“排满”被革命史学规定为清末革命的方向和性质,当然必须成“潮”。其次决定于我们通过什么样的史料来研究“排满”。在辛亥老人的回忆录里他们成就的起点是自幼“排满”,日日“排满”;中国学者的辛亥革命研究,曾花大力气研读的是《苏报》《民报》《民立报》《天讨》等报刊,孙中山、蔡元培、黄兴、宋教仁、邹容、陈天华等人的文集,读这些报刊和文集大概一定可以看到“排满”成潮;甚或日本学者千辛万苦收集到异域史料,开展共同研读,一开始也是一起读《民报》影印本。我想若是自己每周与《民报》为伴,当然也会读出“排满”成潮。

[2] 《钦定小学堂章程》,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87页。

第一,因有“世界”观念而有世界公理和世界公例,公理与公例是一套无须经过证明即有其正当性的一套言说,由公理、公例为起点,既然泰西诸国依照这些准则来破除迷信,讲求卫生,强调公德,那么这些准则就都成为了趋新人士所提倡的强势话语,通过日复一日地讲述、宣扬和选读渐渐沉淀在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中。

课文最后总结中华民国的根本精神:“自大总统以至各级官吏,皆为国家之公仆。故人人皆治人者,人人皆治于人者,人人自由,人人平等。”

问题是以上所述的“排满”成潮恐怕较多是因为盯着革命的历史图像看而产生的一种“似真”印象。若打开清末历史的全图,里面并不只有革命(一个例子是目前不少关于清末的历史叙述常常被简化成海内外康党与海内外民党的斗争,再一转而为革命派与立宪派之争,很多时候清政府竟然消失不见了!),同时史料也并不只有前述的那些报刊(即使只有这些报刊,也需要考察它们究竟有多少人在读,读出了什么)。

[3] 《钦定蒙学堂章程》,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91页。

第二,是时传统天下观念里的人类意识与“世界”观念中的普遍文明观相结合,在强调富国强兵的同时,亦常试图以人类主义的普遍性来消解民族国家的特殊性,催生了中国人要做“大国民”的意识。

这些课文,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基础的政治常识,是作为一个现代公民的必备知识。该书为“国民学校”用书。民初学制划分小学校为“初等小学校”和“高等小学校”,初小修业4年,袁世凯任大总统后将“初等小学校”改为“国民学校”,修业年限不变。作者说明这部读本就是遵照《国民学校令实施细则》而编。课文文辞雅驯、论述中平,没有空洞的道德说教,以近代国家结构和运行机制为核心,强调国体变更、政体改革的意义和中华民国的历史地位,这是一种宝贵的现代启蒙。

因此正如洋务运动的成败不能以甲午战争的成败来考量一样,清末排满的流行程度同样不能以1911年清廷倾覆来作简单判断。我们以往对新的那一面太过关注,而且常常是以革命、共和等最新的面相作为关注焦点,因此常常忽略那些其实很新但不是最新的面相,更不用说那些半新半旧或者极端保守的面相。

[4] 《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04页。

1905年出版的《国民必读》已在说:“日本人有言,大英雄不如大国民,真是有味之言。大国民三个字不是论国的大小。必须有作大国民的资格,若没有国民的资格,那国虽然大,只好算大国之民,却不能叫做大国民。那国民的资格从何造成呢?必须要受教育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民读本》则提出:“文明之民尤重人道,是以能爱己又能爱人,虽外国人犹同胞也。盖国家权利之争有内外,而人道则无内外”。

除了《公民读本》,其实在1917年还有另一种公民教科书同时出版,即商务印书馆出版、刘大绅编辑、陈承泽校订的“共和国教科书”《公民须知》。就内容之完善和影响而言,前者略拔头筹:《公民读本》上下两册共30篇课文,内容丰满,编校者影响较大;该书还有教授书配套发行,初版后不断再版,1925年已至第18版。《公民须知》仅有19页,未发现再版情况或其他后续影响。不过,它们都足以标明中国公民教育的正式起步,并大大促进了“公民”观念在中国的兴起。

简单来说,二十世纪初确实有相信“今天下之教习均不可恃,十分之三为康党,十分之七为孙党”的读书人,但在大多数读书人眼中,此等人不过是“妄人”。真正受到明季遗献和种族思想波动之影响的其实只是相当少的一部分人,“大多数人民,尤其是士大夫,即使在接触到大量禁毁文献仍然非常忠于满清”(王汎森语)。这从清末十余年很多地方读书人的文献中都能得到证明。而且即使是受到排满思想波动的那批读书人,以排满为纲领的种族民族主义不过是他们的一个选项而已,国家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女权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也都是他们的选项,有些选项如无政府主义,因为在读书人的认知里比排满要更新,所以会更具有吸引力。

[5] 《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19页。

第三,普遍文明观又会与流行的进化观念相结合,从而让新的“世界”观念中产生了一套对各类国家和人种的等级化想象。这套想象形成了以富强和文明为区隔的另一种“夷夏之辩”,。在这种“夷夏之辨”里,欧美国家及其人物作为富强代表和文明标杆大量出现在读本中。

我们对大城市和通商口岸里的明星读书人了解较多,那些小城镇里的读书人是什么情况?

[6] 无锡三等公学堂编:《蒙学读本全书》二编,第一课。光绪二十八年初版。台北:国立编译馆藏。

《中华共和国民读本》就特别辟出六课的篇幅讲解法兰西共和国、美利坚共和国、法美政治之异同,美国各州之组织,这一篇幅的量占到了《中华共和国民读本》上册的五分之一强。商务版的《共和国民读本》的广告页上则赫然有《法美宪法正文》、《世界共和国政要》与《美国共和政鍳》等书来作为新建民国的效仿对象与指路明灯。又有一篇题为《十九世纪之文明记》的读本里的文章则可能是一个清末民初思想界大面积“变夷为夏”的典型例证:

瞿骏:我们的确需要去多了解小城镇里的那些地方读书人。前两天我看话剧《北京法源寺》,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头尾两场戏,谭嗣同、康有为等主角在追光下慷慨激昂地说着大段台词,演员功夫着实令人钦佩。更妙的是在主角高光的同时,整个舞台上永远有各色人等在看似杂乱,实则有序地走动着,交流着,互动着。这正是历史大舞台的真实写照,即在中国走向现代的变局中,若明星读书人登高一呼,四周哑然无声,变局恐怕就无从谈起。而且呼应一定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一方面众声喧哗、杂乱无章,一方面又有相近似的、可堪联系的理路可寻。限于篇幅,这里先谈两点。

[7] 蒋维乔、庄俞编纂,小谷重等校订:《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五册,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一年初版,第三十七课。

欧洲各国进步速率必较他国易达,其脑筋转捩实有特别之灵动在也。不然同一文学耳,十九世纪何以有写盾的与法人嚣俄,英人丹尼孙及氏庚、德人哥的耶。同一史学耳,十九世纪何以有德人兰陔、英人弗里孟耶、同一哲学耳,十九世纪何以有德人康德及非希的、黑智尔、秀彭化、英人斯宾塞耶。同一科学耳,十九世纪何以有德人麦耶之势力不灭论、英人达尔文之进化论耶。嘻,文明至此可谓达于极点矣。而孰知器械之新发明者有福尔顿之汽船焉,有斯梯芬之汽车焉,有沙米林及高斯之电信焉。其余自显微镜、望远镜、写真术外,概电话、电灯、电车、无线电信、炮火、军舰诸术,更能出奇制胜以竞争于一时。盖武功息而文化开,民智启而物理出。观于千八八三年之三国同盟,千八九五年之两国联合已可得其大概矣。况千八九九年万国和平会更别树一帜于地球之上哉。今也环球交通日新月异,十九世纪之历史诚不能不为欧洲留纪念也。

一个是考察小城镇里的读书人要注意“历史不是突然全部冒出来的,而是一节一节生长出来的”(此处受罗志田老师文章的启发),我们尤需在意的不是地方读书人知道了什么,而是他们知道的基础是什么、不知道什么、以为什么、想象什么,进而又怎样利用他们的“知道、不知道、以为和想象”去做些什么。如此我们才能将历史舞台的边缘、角落和细部看得更加清楚,进而明星读书人所处的中心也就会更加鲜活光亮。若四周模糊不清,中心亮则亮矣,但整个大舞台就缩小成几个光点了。

[8]《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学部编译图书局编纂印行,宣统二年六月初版,第十五课。

第四,因另一种“夷夏之辨”产生而让时人产生了一个普遍焦虑即中国是否有资格包含在“世界”之内?

另一个是处理小城镇里的读书人一定要注重上下之参照。这种“上下之参照”一是指重视“制度运作过程”,要努力弄清一些思想传播、观念流行中的基础性问题,如戊戌维新的消息是多久到某省的,又经多久到府厅州县的,对每一条具体的上谕地方官又是如何处理,如何落实的。政变后也都有类似问题,这些问题与清王朝的制度运作过程密切相关,已有学者如刘熠有很好的研究,但仍嫌不足,特别是治思想文化史者对此常有忽视。二是指了解地方读书人的思想结构当然非常重要,但重新处理明星读书人的思想结构也同样重要。比如魏源的《海国图志》,洋人在《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上多拿其与《瀛寰志略》做类比,批评其“不够新”,但《海国图志》“不够新”的部分或正构成了其对地方读书人的持久吸引力?那么地方读书人多选择《海国图志》,而稍拒《瀛寰志略》的“给定条件”是什么?研究地方读书人最大的难点之一或就在于既要知下,又要知上,永远需要在明星读书人思想与地方读书人思想的循环往复、交缠互动的过程里来更多地理解彼此,更深地解说彼此。

[9] 《教育部订定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703页。

比如读本中说到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政策,就会指出这是因为“广民族而张国权”由此“殖民之说流行”。但沉痛的是像美国华工等“供人奴仆者皆我华人耳”。不过文章到最后,作者又不免遐想中国何时能够同列强一样去分享占有殖民地。一些读本谈人种知识时也会出现类似情况。作者一面希望南美红种、澳洲棕种、非洲黑种能与亚洲黄种、欧洲白种同化,如此则“文明之进步不难”,退而求其次则要求“亚洲之黄种与欧洲之白种同化,使“天演之界说悉泯”。但其笔锋一转又固执地认为“三种固不如黄白,而黄种又不如白。”

读书人的转型,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读的书不一样了,您对当时的教科书颇有研究,前段时间国内也热捧过民国教科书,您怎么评价这些教科书以及当下的走红现象?

[10] 傅运森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13年初版,编辑大意。

在这些论述中明显表现出究竟“世界包不包括中国”这一问题在时人看来是一个尴尬但又不得不去经常面对的重大问题。

瞿骏:当下的教育体制凡是身在其中或子女在其中者大概都不会觉得太满意。一个显著现象是“素质教育”一词大概很早就开始鼓吹,与之相联系的词叫“减负”。但现在无需做精细研究,只要看看周遭小孩就知道,减负那么多年,学生的学业是越减越重,越减越苦。在这样的氛围里除了向未来改革找出路外,对“黄金民国”的追慕也就自然产生了,而大量重新影印或整理出版的清末民国教科书正是这种追慕性情绪的出口和载体。

[11] 章嶔、丁锡华编,戴克敦、沈颐、陆费逵校订:《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书》第一册,中华书局1913年初版,编辑大意。

3

对我来说,有大宗史料出版,当然是尽薄薪买来读一读,但读多了,再看既有研究和书商的炒作就觉得有必要稍说两句。其间最大的诡论是研究者太爱讲教科书里传播的西学新知,并推论教科书里的西学新知引动了政治、社会、文化的大变化。而书商则多以“重寻传统”、“民国语文”和“黄金时代”等大词做销售的招徕,因此教科书和所谓“传统”之间是何关系,教科书作为史料是如何“形成”的(谁写的?写来做什么?),教科书启蒙与教科书生意之间是何关系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厘清。

[12] 赵玉森编纂,蒋维乔等校订:《共和国教科书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13年初版,第70页。

20世纪20年代读本中的国家与世界

这里最需要注意的是:第一,我们现在因为离传统太远,遂导致我们以为清末民国的教科书离传统较近。诚然清末民初的教科书里确实有不少关于传统的内容,但必须要注意其中大多已成为游离的、散乱的传统因子,传统特别是儒学作为大经大法的地位在清末已然渐渐消逝,传统“正学”的整体结构也已然被打散。因此教科书里貌似谈了很多古人与古事,但通过撰者隐秘的删节、改写和重述,这些古人、古事指向的却可能是极其“现代”的价值和意蕴,像教科书中常出现的“苏武牧羊”故事,就经历过一个从宣扬“忠君爱国”到强调爱民族国家的转变。

[13] 赵玉森编纂,蒋维乔等校订:《共和国教科书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13年初版,第100页。

20世纪20年代中叶是所谓“转型时代”的结束时期,在这个时段里中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已有不少学者作出了出色研究。不过就政治文化常识建构而言尚留有一定的讨论空间。若能以当时出版的读本来与清末民初的读本中的国家与世界观念作一些比较,则对我们进一步认识由读本带来的现代国家观念和世界观念有更大的帮助,先来看国家观念。

第二,我想应意识到清末民初教科书的修撰者基本是当时江浙地区的趋新读书人。他们的领头大哥张元济、黄炎培等不少都是历晚清、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等三朝、四朝而不倒的“卓越人物”。张、黄等人虽趋新,甚至趋过“革命”,但未必有拿得出手的“思想”和“见识”,不过他们“应时而变”的本领确实不小,而且教科书只是其主导事业之一种,在文化、教育、政治等各个领域,其实他们都触角甚深,影响广远,远超我们的既有认知。1924年有人曾为这派人作总结说:“他们的中坚人物,大概是前清末年江苏谘议局的议员,所以亦有称为谘议派的。他们在民国初元程德全为江苏都督的时候,是很得势的。那时黄炎培为教育司长……他们的眼光颇不低,野心颇不小。他们有三条秘诀:一,是实力即承认;二,弃虚名居实权;三,对各方不开罪。所以军阀有势力,他们便向军阀献殷勤。名流有声望,他们便和名流吊膀子,如一切会社的什么长都推到蔡元培等的身上去,他们自己只做有实权的什么干事……对于政局态度,有时亦随社会趋向附和赞成,但决‘不为物先’,而且一待情势变迁,他们便托故改变面目。”

[14] 章嶔、丁锡华编,戴克敦、沈颐、陆费逵校订:《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书》第六册,中华书局1913年初版,第十八课。

在清末民初的国家观念里,当国家与朝廷相分离,则新的政治主体——国民或曰人民、民人也随之产生。普遍化、一致化的“国民”极大动摇了传统时代即使是普通中国人也认同的价值认知即士农工商的社会地位排序。1896年梁启超已在说农有农之士,工有工之士,商有商之士,兵有兵之士。中国不如欧西列强正是因为“有四者之名,无士之实”。而那些矧于士而不士,聚千百贴括、卷折、考据、词章之辈”则是“于历代掌故,瞠然未有所见,于万国形势,懵然未有所闻者,而欲与之共天下,任庶官,行新政,御外侮,其可得乎”?1903年马相伯则从中西读书人的比较中看出了“士大夫”的大劣势:

这段话虽有些刻薄,但提醒我们考察这些人物主导出版的教科书,恰要仔细研究其如何“应时而变”,怎样顺应潮流,其在伸张什么,又在压抑什么,这种伸张和压抑在教科书中如何体现,背后又经过了怎样的布置与操作。

[15] 陆费逵:《中华书局宣言书》,见吕达编:《陆费逵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7页。

士大夫束发入塾,即为无业游民,不复于工艺有所措意,以致器日苦窳,商业大衰,而利权遂为外洋所夺。不知外人虽贵为天子,亦下执工业,陶冶斤斵,皆躬为之,非特大彼得之入船厂而已。中国古时士人尚执贱业,如嵇康好锻诸事,史传往往言之。唐宋以后,兹事遂希,亦可见世风之变矣。

第三,教科书当然是清末民国中国启蒙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同时是当时出版业最大的一宗生意。因此教科书的启蒙与生意间的微妙关系仍需要多做些解说。这表现在一方面无生意就无启蒙的规模效应,生意一定程度上能促成启蒙的强势拓展。不过另一方面生意也可能使得启蒙旁逸斜出,波折丛生。简单来说问题大概有三:首先,有生意就有商家间的竞争,竞争可控还好说,若是恶性竞争对商家来说就是两败俱伤。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与世界书局的教科书之争不幸很多时候实在是太过激烈。其次,启蒙既成生意,就需要保证出版品数量巨大方有利可图。而由此造成的新书泛滥却使得无力购书者越来越多,1901年已有封疆大吏提出“中外政治、艺学书籍浩繁,贫士不克多购”。而且新书“新”则新矣,未必为“佳品”,即使为“佳品”,但因其“太多”而使得读书人难以熟读,更会选择困难,顾此失彼。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教科书生意既由资本所操纵,此种操纵就不会局限于出版机构,而一定是延绵各界,流布四方,进而影响所谓“舆论”,促成一种“当舆论燎原滔天之际,凡诸理势诚不可以口舌争”的形势。而不少“新人物”会利用舆论的“燎原滔天”来打压与其不太相能的出版机构,挟持威逼各级政府就范,以达到推广实行他们的主张,甚至是获得其私利的目的。

[16] 章嶔、丁锡华编,戴克敦、沈颐、陆费逵校订:《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书》第九册,中华书局1913年初版,第十六课。

前引《国民必读》中也特别指出:

阅读原文

[17] 赵玉森编纂,蒋维乔等校订:《共和国教科书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13年初版,第123页。

人但能尽了自己的责任,就算不枉为一个人。但就我们为民的说,比如士农工商,任人去作,只要能尽了自己的职任,于社会就大有益处。古时四民之中最重士,把农工商却看作下等,到文明益进,分业愈多,无论何种职业,全是缺一不可的。

记者|石伟杰

[18] 傅运森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第六册,第十八页。

在1912年会文堂出版的一本《中等新论说文范》中有一篇《论士人宜重视实业》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先将实业悬为国家富强的大标准,由此士农工商“合一”的思路就蕴含在其行文逻辑之内:

来源|东方早报

[19] 陆费逵著:《修身讲义》,商务印书馆宣统二年二月初版,第五十三页。

澳门微尼斯人娱乐:东方早报,现代中国。实业者,生计之母也。古者伊尹农耕于莘,傅说业工筑于野,胶鬲业商,贩鱼盐于市,以实业为生计。名士优为之。不谓中古以降,士与农工商分途。士不能为农工商,而反仰给于农工商,犹且强为之解曰士贵名也,农工商贱役也。呜呼,自此说出,而士不知有生计,反举农工商之生计而俱困矣。夫实业不一端,而农工商为最大。农有农学,工有工学,商有商学,士即以农工商诸学为学者也。故穷而在下,固然以农工商为学业而自谋生计,达而在上且以农工商之学业为提倡而共谋生计。士之生计即此农工商之生计也,而为农工商者之不皆称士,则以学不学之别耳。今其言曰,士自为士,农工商自为农工商,则士直一无业之游民,穷不能自谋生计,达亦不能与农工商共谋生计。农工商未得士之益,反而分其力以豢士。其有不因而俱困者耶。顾或犹为之说曰,士亦有专职在。官也、师也,士之职也。

编辑|吴潇岚

[20] 《教育部订定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702页。

呜呼,以是等不学无术之伪士人,而令其为官,为师,故实业不兴,生计益蹙,民日穷,财日匮,一至于此。今试问欧西各国之政府有如我顽钝无耻之官吏乎?又试问欧西各国之学校有如我滥竽充数之教师乎?彼自文明,我日鄙塞,奚惑乎?彼富而我贫,彼强而我弱也。为今计,当政治革新之始,亟宜举士农工商之途而一之。士之学即农工商之学也,明农工商学乃足以为士。此制一行将必有农业家、工业家、商业家出现于吾国,为民族提倡,夫而后实业与生计盛,而富而强,堂堂中国庶不出欧西各国下。

[21] 姚成瀚编纂:《共和国教科书法制大意》,商务印书馆1914年初版,编辑大意。

在这篇文章的页眉和最后有不少评点更清晰地表达出当时读本创作者的心态,如说“(士农工商)硬分出贵贱来吾实不解”;“可为长太息者,此也”;“吾国士人皆游民耳,朝思做官,暮思赚钱,自鄙至此,吾甚羞之”;“言之沉痛”、“清快绝伦”、“百度更新当以此为入手”;“四民分途是吾国宿鄙”等等。

[22] 姚成瀚编纂:《共和国教科书法制大意》上册,商务印书馆1914年初版,第五页。

这种“四民平等”的逻辑到五四时期又有一个大发展。李大钊说:“我们应该在世界上做一个工人”;蔡元培则说“劳工神圣”;施存统更说:“我很惭愧,我还不是一个工人”。

[23] 李侃:《陆费逵创办中华书局概况》,余筱尧、刘彦捷编:《陆费逵与中华书局》,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86页。

这类读书人自我贬抑的思潮造成了工人及其它各种劳力者在20世纪20年代的读本言说中地位迅速上升。

[24]《教育部通电各省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李桂林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73页。

如一本1923年出版的《平民教育课本》中就说:“百物都是由农工创造出来的,假使无农工,食就没有谷米,居就没有房屋,行就没有舟车,用就没有器具,无论何人简直不能活命,故应当尊重农工,早几年前社会上一般人多有轻视这些穿短衣打赤脚穿草鞋的,农工们自己也以为业贱利微,自低身价,真是大错特错了!”另一本1924年出版的《平民读本》也说农人、工人及其余用气力的劳动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劳工”。1927年出版的《成人读本》里则说“农人、工人都是最尊贵的人,因为没有农人、工人,人人都没有饭吃了”。甚至在一则关于农人和商人对话的故事里,一个极其成功的商人也觉得自己的职业“不可尊贵”,想改业成为农民。

[25]《教育部公布审定教科用图书规程》,李桂林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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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虽然工农地位在言说中有所上升,但事实上他们的实际生活状况又可能相当的糟,这样的反差导致了当时读本中经常发出这样的疑问:

衣是我们工人做的,田是我们的弟兄农夫种的,房屋是我们工人构造的,我们应该有充分的享用权。到现在,我们工人农人,只落得啼饥号寒,不费气力的资本家和地主,他们却是锦衣玉食,并有高楼大厦,贮藏着娇妻美妾。

人们的衣食住,无一椿不是由农工们创造出来的,但是这些耕田做工的同胞反倒没有好衣穿,没有饱饭吃,没有大房子住,真是太不平等呵。

士农工商四种人,有的富,有的穷,不管是富还是穷,父母生来本相同,耳目口鼻都一样,都有手与脚,都有肚与胸,为什么要分富和穷。

四民平等观的普及和现实中平等不可得的反差势必需求一种合理的解释,在寻求解释的过程中阶级观念就顺理成章地被引入了当时的读本编写,将前述那些似乎不可解的反差解释为:正因为有阶级压迫存在,平等才不可得,所以要“打破阶级,一律平等”。而阶级观念一旦被引入,贫富间的对立和冲突就变得越发不可调和。

有读本就说“犬可以守夜,牛可以耕田,马可以荷物。难道人可以不做事吗?凡是不劳而食的,真比犬和牛马还不如了,这就是社会上的寄生虫”。又有读本说“命运是压迫阶级的迷药,一班流氓也用他来骗饭吃,我们不要听天由命,我们要打倒压迫阶级,救我们自己”。更有读本说“富人的黑心,炉中的黑炭,两者相比一样黑。”

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中叶的读本里因有阶级观念的引入而使得清末民初具有普遍一致性的国民观被打破了,进而又让原本被抽象出来的至高无上的“国家”从单数变为了复数。换言之从那个时候起革命者有革命者的国家,反革命者有反革命者的国家;压迫阶级有压迫阶级的国家,被压迫阶级有被压迫阶级的国家。这些“国家”之间势不两立,水火不容,为了建立起革命者和被压迫阶级的国家,既有的那个国家被不断否定、丢弃、推翻乃至与牺牲。

这就导致一面对民国建立有些读本依然是持肯定态度,说:“中国人民受专制几千年了,竟到辛亥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才把满清推倒,改建共和,这是一椿很可庆幸的事,所以每年十月十日,为国庆纪念日”。

但另一方面读本中书写的民国历史几乎一无是处,毫无存在的合法性:

民国建设,十有三年。祸乱相寻,民生艰难。帝国主义,大肆猖狂。暗助军阀,战争绵延。乘机剥削,掠夺利权。二十一条,倭奴逞蛮。五九国耻,谁不心伤。袁氏称帝,西南传檄。国会解散,张勋复辟。民党护法,南北分立。五四运动,学生奋起。皖直战争,曹吴得利。亲日派倒,英美得意。奉直争斗,日美指使。徐世昌去,黎作傀儡。贿选成功,曹锟上台。直系四帅,吴齐冯王。摧残工会,囚杀工农。反直战争,日美内牵。冯军翻脸,奉张入关。曹吴败走,老殷又来。卖国固位,日坐后台。剥削压迫,件件依前。哀我人民,辗转流连。欲求解放,团结向前。

在民国历史被整体污名化的同时,因为“你的国又不是我的国”的逻辑竟让有些读本直接提出“从前的国旗有五色就是表示中国有五种人,现在蒙古、青海、西藏任他们独立,所以五色国旗就不要了”。

再来看当时的世界观念。前文已指出清末民初的“世界”观念具备相当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到了20年代中叶,从那些读本中所反映出的“世界”观念则因为帝国主义这一观念的广泛接受和运用而变得单一化和简单化。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此时的读本中基本除了苏联之外,不再出现清末民初读本经常会谈到的英、美、法、德、日等一个个具体国家,而是以“帝国主义”来统一代称之。比如说“现在世界上的强国要算英、美、法、日,他们都是帝国主义的国家,千万的无产阶级被他们压迫,千万的弱小民族被他们残杀”。

第二,由帝国主义观念推论,由帝国主义国家所构成的这个“世界”就成为当时整个中国以及每一个具体的中国人所遭受苦难的最大根源。读本中概括性的说法是:“帝国主义看见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工业落后,把货物运到中国来卖,把中国的原料买回去,又在中国办工厂,开矿山,每年至少要赚十五万万元大洋”。

更具体详细的论证则展开为类似于“中国为什么这样穷”的追问:

帝国主义为巩固发展他们的势力,勾结中国军阀,供给军需品和巨款,使他们打仗,从中掠多厚利。军阀们又加捐加税以图饱私囊。这些捐税都出自农夫和工人的身上。洋资本家因有特权,不出捐不完税,所以钱都被他们赚去了。因此中国的关税、铁路、矿山便被强迫着做了抵押品了。中国的命脉(经济权)也就无形的操在外国资本家手中了。

第三,因为由帝国主义国家构成的“世界”是苦难的根源,因此再无清末民初趋新读书人所基本普遍认同的公理公例和普世文明可言。和西方各国有联系的人、事、物很多都从曾经的富强样本与文明标杆变为了“帝国主义的罪恶”。谈到慈善事业会说其为资本帝国主义的假面具,“一切颟连无告的人们本都是帝国主义造出来的,他拿点钱出来救济,却又说是他的恩德,向可怜的人们收买人心”。基督教则是“帝国主义的护身符”,“他劝我们受压迫,不要斗争。他劝我们受活罪,说死后会入天堂。英美帝国主义用基督教麻醉我们,实我们甘心做奴隶,甘心受痛苦”。而铁路、工厂等在清末民初,是作为现代文明的标志在读本里出现,如《共和国民新读本》中就说“世界文明诸国铁路贯通,纵横如织,履万里如户廷,不闻有行路难之叹”。但到20年代中叶,不少读本在列举完中国的几条大铁路之后,马上就严厉指出“这大都是借外债造成的,所以都抵押于帝国主义列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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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

清末民初的读本其绝大部分是在大城市尤其在上海出版的。其发行机构既有当时出版界的商业大鳄如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也有如会文堂这样的中小型出版社。这些读本的实际影响力可以从两方面来论证。

一方面读本的影响从很多五四青年早年在学堂的作文中就可看出端倪。像茅盾、毛泽东、鲁迅、丁文江、周恩来等著名人物都做过不少策论文章。

以上人士所写的文章其选题都是在各类读本中经常出现的题目。甚至于他们文后的教师评语都与读本中的评点相类似,毛泽东的《商鞅徙木立信论》就被国文教习评为:“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入古”;“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另一方面民初各类新人物对读本有非常多的批评意见,但这些意见却正能反衬出读本的强大影响力。

黄炎培在1914年就说:“作文命题,往往是三代秦汉间史论,其所改笔,往往是短篇之《东莱博议》;而其评语,则习用于八股文者为多”;又说“论说文最不切于实用……而学校犹以全力授此无用之体裁,岂非咄咄怪事耶!虽然升学考试必须作论,将奈何?……夫因招生命题犹沿旧法用论说文故”。

至新文化运动时,1917年刘半农在《应用文的教授》一文中批评说:“改了学校制度以后,就教科书、教授法两方面看起来,除初等小学一部分略事改良外,其余几乎完全在科举的旧轨道中进行,不过把‘老八股’改作了‘新八股’,实行其‘换汤不换药’的敷衍主义,试看近日坊间所出书籍杂志,有几种简直是三场闱墨的化身”。

钱玄同则在《尝试集序》中大骂“文妖只能做《管仲论》、《李斯论》”。

胡适也认为选入教书的材料如“‘留侯论’、‘贾谊论’、‘昆阳之战’之类是绝不可用的”。

夏宇众在《北高师教育丛刊》上发文提出目前不少作文题“不宜于中学校”,因为“题目虽属历史上著名之人物之事迹吗,然其人其事与前乎此者,或并乎此者,有极深远极复杂之因果关系,非中学生理解力所能了解明辨者”,如《三国论》、《汉高祖论》、《王安石论》、《管仲论》、《司马光论》等。

孟宪承指出:“实际的教学状况怎么样呢?民国十年,教育部开小学成绩展览会,其中有十六省区的国文成绩,有人审查那些作文题目,其最荒谬的,如国民学校作文题有《孔子世家赞书后》,《南北和战之利害论》,《政在养民论》,《戒色论》。高等小学校作文题有《向友人借银完婚书》,《中国现在财政万分困难宜如何设法办理以图救济策》,《五柳先生宅记》,《不敬何以别乎义》,《曰古之贤人也论》。这固然荒谬啊!然而现在(1925年)我们试调查初中里教师所出的题目,类似这种的,一定也不在少数”。

一位温州的新青年在谈起他民国初几年所受的“读本”式国文教育时,更是觉得痛心疾首:

每星期须要作文章一篇,题目大概是《荆卿论》、《汉高祖论》、《比干谏纣论》或《管仲相齐桓论》等等。文理有不通的地方他就批“欠通”或“字句欠酌”,文理若清通一点,就批“清顺”或“沙明水静”,最好的就要批“六一子长复生”了。有时我看见自己卷尾批的是“字句欠酌”,也不知道为什么“欠酌”。他既不能说个所以然,叫我怎么领会?有时候看见批的是“六一子长复生”,也就得意洋洋,以为自己真是欧阳修、司马迁了。所以这种印板式的批语,一边不能够使学生的文章进步,一边还可以养成学生慢傲的习惯,所以非改良不可。还有一层受了他们老先生的教育,结果可以使活泼泼的青年多变做毫无生气的陈死人。常常的做《汉高祖唐高祖合论》或相似的题目,就忘却现在的中国已经是民主国了。我还记得民国元年到四年做文章的时候提起笔来就要说“世衰道微,圣王不作”,或“士君子立身处世”那些千篇一例的套语。我还记得从前做“顾亭林两汉风俗书后”末段说“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又曰‘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后世人君可不崇尚学术以为民师法欤”?做这篇文章是在民国四年,中国变成民主国已经四年了,我还在那边说这些梦话,现在想起来真是惭愧的很,但是那位教员倒特别称赞我这一段!我想他们举人、贡士、廪附生老爷,知道自己受了科举的毒还没有洗涤干净,最好是关起门来,不问世事,偏不照这个办法,也在学堂里拿起教鞭,把青年白璧无瑕的脑经也然一点“圣王在上,臣最当诛”的色彩,就非大斥特斥不可了。

到三十年代,叶圣陶仍在以“变相八股”指责读本:

我们知道有一些家长分外贤明,他们认定“国文”非常重要,子女在学校里学了还嫌不够,另聘教师让他们在家里补习。教材呢,就是《论说文范》一类东西。不然,就因为要去赴会考,家长或者教师特地选取《论说文范》一类东西叫学生抱佛脚,才使学生有了仿效这等文字的机缘。在选取这等文字给学生读的人想来,这是很有道理的。会考既然类乎科举,而《论说文范》一类东西就是变相的“八股”,以此应彼,正相配合。但是,从学生这方面想,这变相的“八股”是不是需要的呢?依据常识来回答,无论说话作文,单有叮叮当当的腔调是不成的,单把浮在嘴唇边的几句话说出来写出来是没有意义的;只须看以前的“八股”绝对不能应付实际生活,就可以知道变相的“八股”对于学生毫无用处。然而,现在,第一名的“优良试卷”宛然是一篇变相的“八股”了!单只在应考的时候“八股”一下还不要紧;倘若平日说话作文也是“八股”,甚至思想行为无不“八股”,我们就不免要抄袭罗家伦君的演说辞说:“想到这一点,我们实在有点觉得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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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史料我们可以判断读本一方面因流布广泛,受众甚广而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少痕迹,但另一方面又因其使用的广泛性和内容的“保守”而倍受新人物的各种诟病。不过若从历史实际过程来看,这些读本的阅读者可能是一个江南市镇里的青年,也可能是一个到过上海等大城市读书却因无钱继续深造而返回农村的小学生,或者是一个在内地县城里半工半读的少年。他们既读不懂《新民丛报》等清末报刊里混和了日本、西洋和本土资源的深奥思想,同时也未必买得起这些昂贵报刊,更成为了后来所谓的边缘知识分子。而读本则是它们既能消费又可以做到一知半解的出版物。恰恰是这一类阅读让远超过我们想象的人群成为了《东方杂志》、《新青年》等后来如雷贯耳的启蒙报刊的接受基础。同时也让这些人成为了一个个处于急剧分裂中的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精英与民众的小小连接点。

具体至读本中的国家、世界观念。我们会发现清末民初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叶相比,现实的国际、国内局势当然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同时日后的“党国”已然呼之欲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也即将到来。但这些实际的变化却可能追不上思想观念变化的速度,甚至可以说经常是思想观念的变化带动着实际层面的政治、经济、社会变化。作为在清末民初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朱自清在1925年回忆往事时仍自承他日夜向往着的是“赤子之心”,是“世界之世界”,而非“某种人的世界,更非某国人的世界”!可是就在这一年仅仅是因为电车上一洋人小孩瞪了他一眼,朱氏就乍觉有“迫切的国家之感”了:

我做着黄种的中国人,而现在还是白种人的世界,他们的骄傲和践踏当然会来的;我所以张皇失措而觉着恐怖者,因为那骄傲我的,践踏我的,不是别人,只是一个十来岁的‘白种的’孩子,竟是一个十来岁的白种的‘孩子’!我向来总觉得孩子应该是世界的,不应该是一种、一国、一乡、一家的。我因此不能容忍中国的孩子叫西洋人为‘洋鬼子’。但这个十来岁的白种的孩子,竟已被揿入人种与国家的两种定型里了。他已懂得凭着人种的优势和国家的强力,伸着脸袭击我了。这一次袭击实是许多次袭击的小影,他的脸上便缩印着一部中国的外交史。他之来上海,或无多日,或已长久,耳濡目染,他的父亲、亲长、先生、父执、乃至同国、同种,都以骄傲践踏对付中国人;而他的读物也推波逐澜,将中国编排得一无是处,以长他自己的威风。所以他向我伸脸,绝非偶然而已。

不过在朱氏矛盾内心里又觉得洋人小孩的所作所为“都是力的表现,都是强者、适者的表现。决不婆婆妈妈的,决不粘粘搭搭的,一针见血,一刀两断,这正是白种人之所以为白种人”。

朱自清何以内心如此纠结?他的这种纠结在笔者看来正代表了诸多转型时代中的读书人对国家与世界看法的多歧,观念的复杂与内心的无奈,而在众多造成他们多歧、复杂与无奈的因素中,本文所讨论的这些“读本”无疑也是与有功焉。1925年后很多读书人的想法、观念和心境渐渐不再那么纠结,而变得貌似直接、简单、明了。这一方面预示着“现代中国”常识建构的尘埃落定,但一方面又或许说明一个充满着多样性和可能性时代的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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