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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微尼斯人娱乐:清朝时有何发展,浅论中国

原标题:我国古代钱庄主要经营哪些业务? 清朝时有何发展?


摘要:金融在我国现代经济发展中居于核心地位,且在实现从传统金融到现代金融转换时日益复杂化。研究我国金融的发展史,重点关注我国植根于自然经济的传统金融的演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经济“新常态”下金融发展中的技术紧张和泡沫趋向,对现代金融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以我国近代政府金融政策演变的分析为重点,在金融体系复杂化的大背景下主要讨论了我国金融发展史上的货币形态的变化、金融活动的多样化和金融机构的层次化等内容。

[摘 要]

宝丰社就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诞生之初它就执掌归化城银钱业之牛耳,更是清朝时期北方大草原上的“金融中枢”。其通过制订银钱行市、发放现金凭帖、总汇各业拨兑、仲裁钱业纠纷四件“法宝”起到了规范金融市场,推动了归化城经济向健康有序的轨道上运行。

钱庄又被成为银号、钱店、钱铺,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信贷机构,其起源于银、钱的兑换业务,在宋时期就已出现钱铺,也就是钱庄。进入明朝后,封建经济开始迅速发展,且由于明前期宝钞发行量过多以及币种的繁多,民间开始使用金银交易,为方便交易以及银钱兑换,钱庄开始遍地开花,逐渐成为封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金融机构。

关键词:货币金融信用借贷钱庄票号银行传统现代金融机构近代化发展史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晚清洋行作为一种经济侵略的工具同时也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来到中国。它与扎根于中国传统经济的金融机构钱庄发生了激烈地碰撞,两者一方面相互排斥,另一方面相互合作。在洋行刚进入中国时,它为了开拓中国市场不得不寻找合作伙伴,由于钱庄自身所具有的种种特性,使其当仁不让地成为洋行的合作伙伴。与此同。时.在洋行不断发展壮大后两者的矛盾不断加深,洋行对钱庄所具有的封建性质越来越不能容忍,洋行需要把钱庄改造成为其经济利益JL务的工兵,在两者的利益矛盾面前又相互排斥。作为相对弱小的一方,钱庄只有在布局和功能上不断地适应洋行的发展需要.才可能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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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庄是旧中国早期的一种信用机构,主要分布在上海、南京、杭州、宁波、福州等地。在北京、天津、沈阳、济南、广州等地的则称为银号,性质与钱庄相同。另一些地方,如汉口、重庆、成都、徐州等,则钱庄与银行并称。早期的钱庄,大多为独资或合伙组织。规模较大的钱庄,除办理存款,贷款业务外,还可发庄票,银钱票,凭票兑换货币。而小钱庄,则仅仅从事兑换业务,俗称"钱店"。1933年,货币单位废"两"为"元"。当时因银两和银元并用,其间必须有个折合率。但计算非常繁复,而且折合率也上下浮动,犹如外汇涨跌一般。先要将一银元折合成"规元"。规元也称"豆规银","九八规元"。所谓"规元",并无实银,只作记帐之用。与它对应的是上海所铸的"二七宝银"。"二七宝银"使用时作"九八"升值,即为"规元"。银元折合成规元的比例称为"洋厘",例如"洋厘"为7.225,即一银元可折合规元七钱二分二厘半。洋厘的折合率每天由钱业公会分早,午两市开出公布,升降由当天市场上银元供需变化而变化。清末,银行逐渐兴起,替代了钱庄。解放后,钱庄多数停业。上海未停业的银行则与私营银行,信托公司一起,实行公私合营,组成公司合营银行。

  “金融”意指融通资金,其中包括货币、信用以及与其有关的各种经济类活动,“金融”一词是近代从日本传入的,它是货币、金融活动、金融机构、金融制度等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现代社会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使货币系统更加复杂化、金融活动在质于量两方面得以迅速提升,金融机构也日趋多样化,金融的内涵不断外延和深化,其概念也随着历史的进步而变化。

[关键词]晚清 钱庄 洋行 互动关系

清朝时期的归化城地处大草原和中原地区、北京和中亚地区之间,不仅是康熙亲征葛尔丹的前沿阵地,也是康熙、雍正和乾隆用兵准葛尔部的后期基地之一。不仅是华北和蒙古的商贸中心,又是新疆商人们进行交易的重要地点。

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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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币形态的变迁

在晚清,钱庄①与洋行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两者相互融合,钱庄为洋行在中国的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同时钱庄借助洋行的势力扩大了自己的金融活动,实力不断壮大;另一方面,两者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不断冲突。目前,学术界对钱庄已有较深入的研究,如汪敬虞、张国辉、姚会元等先生在其相关论著中,对各通商口岸的钱庄、洋行的金融活动进行了专题研究,涉及到钱庄与洋行的关系,并作了初步分析,这对我们进一步研究并厘清钱庄与洋行的关系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商贸往来频繁,尤其是北路、西路的丝绸之路开通后,贸易日益繁盛.归化城成为粮食、土产、皮毛、药材等产品的集散重镇。随着大宗商贸活动的增加,票号、银号、钱庄等金融业逐渐兴旺起来。故而诞生了规范银钱业的行业组织宝丰社。

钱庄的业务因所在地区有所不同,但大体上有三类业务,第一种业务为存款,该业务也是钱庄资金的主要来源,存款分为两种方式,一为长存也就是现在银行的长期存款,二为浮存,即短期存款。第二种业务为贷款业务,主要分为浮缺,即活期透支;往来缺款,即普通贷款业务。第三种业务为银钱兑换,也是钱庄的基础业务。

   我国最早作为货币发挥职能的物品是贝壳,青铜在战国时期也开始用于铸造货币,由此出现了布币、刀币、环钱三大系统。除此之外,黄金也逐渐被当作货币执行贮藏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秦朝建立以后,秦始皇分别以黄金和半两钱为上币和下币,从此铜钱得以固定,并沿用两千多年。汉承秦制,其中汉武帝发行的五铢钱是中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也最成功的货币。总之,这一历史时期处于我国货币的金钱并行阶段。

一、晚清钱庄与洋行的经济互动:冲突与合作.共生与共存

设行谋生

入清之后,钱庄更是成为经济发展的血液,由于商业的需要,钱庄开始出现在各大城市,例如上海、广州、杭州、南京、福州、沈阳等大城市。而清中期,钱庄的发展开始进入鼎盛时期,如乾隆时期,上海地区钱庄达百余家,成为全国钱庄的中心地区,而道光十年(1830年),北京钱庄数目一度达到近四百家,在进入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武汉地区的钱庄达到了惊人的五百余家。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当时连接海内外贸易的中心,钱庄理所当然的承担着上海的金融业务,同时由于面对客户群体的不同,上海地区的钱庄也分为两种,第一种汇划钱庄,可以参加钱业工会,又被称为“入园钱庄”,第二种钱庄主营业务为汇划票据清算,不能参加钱业工会,业务范围相较于汇划钱庄小。

  魏晋南北朝时期,连年战乱致使经济严重低迷,部分地区商品交换退回了以物易物的原始状态。隋唐王朝建立后,官吏励精图治,经济得以逐步恢复,商品交换需求再一次扩大,铜钱在流通领域的使用日趋活跃。该时期是我国货币史的钱帛兼用阶段。

鸦片战争后,中国市场被迫对西方开放,中国传统白金融行业钱庄和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外国洋行都适时地发生了新的变化。

结社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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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货币系统以铜钱的使用为主。同时,最富有历史意义的是:纸币在信用汇兑和“交引”等有价证券的广泛使用的基础上逐步产生并发展起来。在南宋、金、元时期,纸币得到了广泛发展。但是南宋的纸币不统一且政府在中后期盲目扩大纸币的发行量,导致了严重通货膨胀。在元朝,纸币被确定为在全国范围内流通的主要货币。明代初年,曾仿效元制,只用钞不用钱,不久后才钱钞兼用,实行以纸币为主,铜钱为辅的货币制度。这一时期处于钱钞共存阶段。

从钱庄方面看,它是中国传统社会里一种古老的金融机构。在鸦片战争前,它主要起着调拨资金的作用,适应了中国社会各省之间商业发展的需要,促进了商品的流通。鸦片战争,钱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量上,由于战乱、金融风潮的影响使钱庄的数量变更相当大,但总的来说,钱庄的资本是不断壮大的。在业务方面,由于钱庄实力的不断壮大,它的业务范围逐渐辐射外地。许多钱庄以开设分支机构或代办钱庄的方式.把自己的活动范围扩展到外地。业务范围的扩大不仅促进了本国金融业向内地的扩展,而且加深了各钱庄之间的相互联系,促进了其业务往来,加快了钱庄的发展。与此同时,钱庄的经营方式也发生了转变。在鸦片战争前,钱庄主要经营货币的交换业务;鸦片战争后,它“摆脱了货币兑换业务,而集中在存款、放款、办理划汇、签发庄票等信贷活动上”。②钱庄在经营活动方面的种种变化,不能不影响到钱庄性质的变异,钱庄开始融人资本主义因素。

银钱业组织谓之宝丰社

宁波钱庄

  在南宋时期,白银日益货币化。自明代中期以后,白银代替纸币的同时也取代了铜钱而成为最主要的流通手段,从而在我国古代末期确立了以白银为主、以铜钱为辅的货币制度。明中期至清这一段时间在我国货币史上处于银钱咸通的阶段。

在钱庄不断发展的同时,洋行实力的发展更为迅速。鸦片战争前,在广州就已经有一:些洋行在活动;鸦片战争后不久,洋行蜂拥而至,数量不断增加。道光二十年还不足40家,“1872年不过343家,1882年增到440家,1892年已过579家,1902年比十年前增长一倍多达到1189家,到1910年则达到3239家”。③在资金上洋行也有不同程度地增长,“50年代中期,上海美商的财产达到100万元”,而“到了80年代初期,上海外商的财产,包括土地、建筑、船只、货物、金银及其他财产在内,已达到5700万两之多”。④这一时期,不管是小洋行还是大洋行在数量上不断得到增长,资金也不断地扩充。其突出地表现在经营范围的扩大上。早期的洋行大多靠卖鸦片起家,如怡和、旗昌、沙逊、宝顺、琼记。这一时期,由于洋行在华资本不十分雄厚,能力有限,它们只能以本国的工商资本家为依托,接受他们的委托,作为其在华的代理人。鸦片战争后,洋行的实力不断扩大。在金融业方面,国际汇兑业务掌握在大洋行手里,尽管19世纪50年代外国银行资本已开始进入中国,但势力远不如洋行大,直到60年代中期以后这一状况才开始发生变化,洋行放弃了原来的汇兑业务,有的还把自己转为银行的股东。⑤在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中,钱庄的业务几乎被外国洋行控制。洋行通过自己建立起来的商品收购网络和使用钱庄发行的庄票,深入内地对农产品和原料进行压价掠夺。为了方便自己的掠夺,便于在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农产品,洋行还投资于交通运输行业和:正业。1862年,美资旗昌洋行的大股东开办了旗昌轮船公司,经营上海一一广州和长江两大航线。1872年英资太古洋行也设立了太古轮船公司,经营上海一一香港航线和长江航线。在工业投资上,4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主要以船舶修造业为主,后又投资茶叶加工。总的看来,晚清洋行业务发展与变化是与其对华掠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洋行侵略一步步地加深,洋行经济实力发展壮大起来,进行掠夺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洋行的经营也逐渐成为一种掠夺型经济;另一方面,洋行业务的变化发展也促进了洋行经济实力的发展壮大,洋行的侵略与洋行业务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早期的归化城的银钱业没有专门设立“中央银行”,但为了维护本行业的权益,协调行业内部关系,支应政府的摊派,他们自发结社以自保,由银号、钱铺联合组织了宝丰社。而且发展到能够管理、监督、约束以及仲裁同行纠纷的组织。

清末虽然不断有外国银行的开设,但是相较于外国的银行,中国本土钱庄与工商业联系更为密切,且钱庄掌握汇划制度,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持资金的流动以及调拨,因此清末的钱庄在银行面前一直保持优势地位。并且随着长江沿途各口岸的对外开放,在加上钱庄的广泛分布,中国各地的商品贸易联系的更加紧密起来,相较于以前的小农经济,进一步的扩充了国内市场。同时,由于西方商品的倾销,本土企业面临倒闭境地,而钱庄则成为这些近代企业的重要资金来源,如1903年,荣宗敬的茂新面粉厂遇到困难,幸而有钱庄的周济才摆脱困境。因此钱庄对于民族企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也说过:“中国历史上的货币制度是唯一有别于希腊祖先的这一惯例的重大例外。中国的货币制度是在同样漫长的时期中发展起来的,但其特征明显不同,完全独树一帜。它似乎从一开始显然就不建立在贵金属的基础上。”综上所述,我国古代的货币和货币制度有如下特点:

洋行初到中国时,在进出口贸易中仅凭自己的力量是很难打开市场的,它只有得到钱庄的支持才有可能打开局面。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土壤里的钱庄在商品服务流通领域一直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洋行在中国进行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就不得不利用这条重要的商品倾销渠道。没有钱庄的支持特别是在银行还未出现于中国之前,仅凭洋行的力量是很难打开市场的。在鸦片战争后。英国输华商品总产值的变化就是很好的例子.1843年英国输华商品总产值比1840年略有增长,但在1846—1849年间,其对华商品的总值不得不回落到1843年的水平;进入50年代,这种状况也没有很大的改观。以至1848年英国曼彻斯特工商协会的资产者呼吁“大家已经知道,距海岸不远的大城市里,钱庄和资本家的联合组织确已控制口岸市场,其势与进口商最为不利”。⑥尽管这里含有一定程度的夸张和对中国钱庄以及商人的恶意攻击,但它的确反映了钱庄在中外贸易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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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货币形态多样,货币的职能不集中于一体;

众所周知,西方各国在工业化的进程中,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发展经济的需要,在世界范围内按照自己的要求和需要改造世界.钱庄在洋行蜂拥而至中国市场的条件下,不得不采取针对性强的应对措施,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西方资产者的要求改造自己。钱庄发行的庄票,需要外商的承认和使用,只有这样,钱庄才能占领这个新出现的金融市场;钱庄的商业信贷也同样离不开这个市场。另外,钱庄所具有的种种特性,如了解中国市场、与中国商人联系密切和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等,使钱庄能够很容易地帮助洋行推销洋货和掠夺农产品。中国钱庄在利润的驱使下需要与洋行合作。对洋行来说,只要把钱庄稍加改造,就能使之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洋行可以利用钱庄同中国商人打交道,也可通过钱庄利用中国商人的资本为自己的商贸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另外,随着中外经济贸易的深入展开,钱庄不仅仅是要适应其环境,让自己能生存下去,而且更要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使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在这些综合因素的影响下,钱庄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与洋行合作,谋求共同发展的道路。

北方地区的银号、钱庄的兴起,以商业城镇归化城、张家口等地较早。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素善经营,从不肯将银钱闲贮在家”的晋商在顺治初年,携资外出,取道杀虎口,聚集在归化城等地经营各种贸易。后来经营者日渐繁盛,其中以“范家号、宏图号、天元号”老三大号和嗣后掘起的大盛魁、天义德、元盛德新三大号,以及东万和、西万和与王盛斋、商盛斋、聚盛斋、兴盛斋等最为庞大,是雄居塞外的旅蒙商巨号。

南京巷钱庄

2.货币的铸造和流通具有显著地域性;

当然,洋行与钱庄的合作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洋行要按照自己的要求改造钱庄,而洋行与钱庄的经济利益也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它们之间必然会出现摩擦与冲突。特别是随着洋行不断发展壮大,它对钱庄在金融行业的垄断越来越不满,尤其是外资银行发展壮大后,它们的摩擦与冲突越来越多。

雍正时期,归化城商贾云集,为贸易资金周转和征收税银等需要,由当地商户联合组成崇厚堂,负责与当地官府联络将客货报官府,征收商税。为周转银钱业务,归绥城开始出现了经营借贷业务的金融机构。乾隆二年,紧挨着归化城又建造了一座绥远城,城内驻防八旗兵3000多人和随军家属1万多人。人口的增加再加上旅蒙商贸易繁盛,银号也随之增多。

参考资料:

3.货币制度与政治、财政状况密切关联。

二、买办:钱庄与洋行互动的中介

为便于各商户之间银钱汇兑,银钱业在清朝乾隆和嘉庆之交,为维护本行业的权益,协调行业内部的关系,支应政府的摊派,和其他行业一样“设行以谋生,结社以自保”,由银号、钱铺联合组织了宝丰社,专门办理商号间银钱汇兑、联络官府兑付税银和钱市交易等业务。

[1]周小榆. 清代贸易变革与上海钱庄的兴起[D].华东师范大学,2009.

二、金融活动

钱庄与洋行虽看似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机构或企业,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在新与旧的冲突中,它们两者之间却有着极大的相融性:

四件法宝

[2]樊继福.鸦片战争后的清代钱庄[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03):119-124.

  就定义而言,金融活动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进行的,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金融要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金融活动是“既涉及货币又涉及信用的所有经济关系”,也是对金融“业务活动”论的进一步深化。

首先,钱庄为洋行进人中国市场、深入开拓中国市场提供了巨大的帮助。钱庄在中外商人的联系与沟通上起了桥梁作用,为洋行的贸易活动提供了方便。需要指出的是,在不同的阶段,钱庄的桥梁作用也是不同的。起初,外国商人与中国商人的贸易是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交换,洋行的商品并不能迅速地转化为资金。而钱庄在这里起了重要作用,它接受中国商人的委托代售货物,这样一来可使洋行的商品迅速转化为资金,以方便洋行与中国商人的贸易。当然,这种交换方式是相当原始的,并不有利于双方贸易的展开。但是,在双方并不相互了解情况的前提下,钱庄代售货物,预付货款还是有利于促进双方贸易的,进而促进了中外商品流通。另外,鸦片战争后,外商大量进入通商口岸,随之带来了不同货币的兑换问题,钱庄为解决这一问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洋行只有通过钱庄对其银两成色进行鉴定,来保证贸易活动的展开。还应该指出的是,钱庄票据的使用更加方便了外商与中国商人在贸易上的往来。由于外国商人初来乍到,他们对中国商人的信誉、资本状况、商品交易方式以及中国市场行情的变化都不是十分了解,特别是外商对华商的期票交易方式更加缺乏信任。在这样的条件下,以信誉著称的中国钱庄,向他们提供了庄票并以此作为信用工具。由于钱庄在中国商人中具有良好的信誉,而且对庄票的发行采取谨慎的态度,因而中国商人与外商在贸易中大量使用和接收钱庄发出的票据。随着中外贸易的进一步展开,钱庄自身制度的革新,引进近代的汇划制度,使它在中外贸易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上海“钱庄在1890年设立汇划总会,开始以公单方式计数,进行清算,事实上就是票据交换所的雏形”。⑦这种方式不仅在上海汇划钱庄之间广泛进行,而且还出现钱业汇划总会接受其他非汇划钱庄甚至外资银行委托的代理清算现象,使得洋行开出的支票和华商手持的庄票能够很方便地在外商银行轧低冲销,大大简化了手续,有利于商品贸易。

诸多职能

[3]杨茂春.清代钱庄钩沉[J].财会月刊,1993(06):49.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以私人和国家为行为主体的借贷是我国古代最基本的金融活动。早在西汉时期就出现的“子钱家”,是最早从事私人借贷的经营者。私人经营的借贷活动,在古代经常表现为高利贷。高利贷对于社会经济的作用而言具有双重性,它既对我国古代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经济活动中资金融通和商品贸易的客观要求。客观而言,我国古代社会利率之所以普遍较高,是资金供求状况和信用保障机制二者综合作用的结果。

钱庄为洋行开拓中国内地市场同样提供了有利的支持。在中外贸易发展过程中,货币金融业发展的程度与商品交易的广度、深度密切相关。只有在货币金融信用有力的支持下,进出口商品贸易才能有效、快速地展开,商品成交额和流通范围也会随之增加和护太。.而中国传统金融组织钱庄在商品流通中早就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条件下,外商只有通过钱庄的力量才能开拓内地市场。在金融活动中,钱庄的作用就突出地表现着为进出口商人给予信用便利,以助于它深入内地推销洋货和搜罗生产原料。外商或洋行的买办深入内地搜集生产原料时,携带钱庄发行的庄票可以大大方便自己的活动。以镇江为例,1876年《英国领事报告》有这样的记载,“上海洋行把鸦片和匹头运给镇江的外商,并指望他们付款。镇江的外商按照买办自己认为能够销售的数量,尽快地把货物交给买办”;“如果买办不能在约定的时间付款,他就用目前暂时毋需付款的货物到钱庄去押借款项来支付”。⑧

俨然一个“中央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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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古代的金融活动之中,还有信用汇兑。信用汇兑起初是民间自发的,始于唐中期。“飞钱”是一种典型的此地存彼地取的汇兑业务南宋以后纸币流通扩大,汇兑逐渐消失。明代中叶开始银钱并行,汇兑又重新兴起,多由私人经营,取款凭证改称“会票”。清代后期山西商人创设的票号,主要业务之一也是汇兑。

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在洋行进行进出口贸易时,在资金方面钱庄也给洋行提供支持。在洋行进人中国的初期,由于资本较小,实力较弱,它们往往通过钱庄筹集资金,保证其贸易能够顺利展开。当时,“实力较差并和中国钱庄共同经营业务的洋行,情愿向中国钱庄借钱或由他们担保向其他中国商人借钱。中国的钱庄也放款给那些在伦敦并无分支机构或同各英一印银行缺少信贷关系的洋行,使之能够购买鸦片和支付大英轮船公司的运费”。⑨当然,这种现象只有在洋行刚进人中国社会时才可能出现。随着洋行实力的壮大和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钱庄的金融霸主地位受到动摇,这种现象发生了戏剧化地倒转,不是洋行对钱庄的依赖,而是钱庄依赖洋行。

宝丰社成立后不久,就开始制订银钱行市,发放现金凭帖,总汇各业拨兑,后来又仲裁钱业纠纷等,四件“法宝”,诸多职能。这样不仅规范了当时的金融市场,而且还有序地推动了归化城的经济发展。当时它尽管没有垄断货币发行,代理官府财政款项收解,但它有类似金融行政管理部门的诸多职能,俨然是中国早期银钱业“中央银行”的雏形。

  金融活动中的信用关系有民间商业信用和国家信用两种主要情况,从广义上看,它们都属于资金融通的范畴,它们的出现和发展,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复杂化和市场交易的高级化趋势。其中民间商业信用的方式主要有赊买、赊卖和预付货款等;而国家信用方式也以赊买、赊卖和预付货款等为主。这些都是经济发展导致金融系统进步的结果。

其次,钱庄与洋行在金融、商业上的合作,也使钱庄受益,并使之进一步发展壮大起来。钱庄最初设立时,资本还相当薄弱,规模并不大,它主要经营货币的兑换。而到1843年上海开埠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进出口交易渐繁,金融流通的需要日增,于是钱庄营业逐渐发达;存款放款事项,亦较前繁多。如是年复一年,营业遂蒸蒸日上,大有一日千里之势。拥资产者,皆知钱庄利益稳厚,竞相合股,纷纷组织。所以当时在南北市设立的钱庄极多”。⑩可见,对外贸易的繁荣为钱庄的发展和繁荣带来了巨大的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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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融机构的形成与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政治条件的变化,钱庄在同外资的互动过程中,其资本力量由弱到强地向前发展。但是有关这一方面的文献资料相对缺乏,没有留下直接的记载,我们只能从某一侧面来了解。例如,从上海各行业在19世纪60年代后近20年的时间内对公益事业的支助状况,可以探索出其中的奥秘。上海南北市钱业在同仁辅元堂的捐款由1867年的254千文增加到1882年的840千文,而60年代前长期处于优势地位的商船业由1867年的1526千文减少到1882年的487千文。⑾从这个剧烈的变化中,我们不难发现,随着外国侵略势力的不断入侵,钱庄也从其经济侵略中得到余惠,自身的力量也有所增长。

一是制订银钱行市。清代至民国初年,银钱业交易清淡,后来交易不断增加,逐渐形成有固定场所的钱业市场。宝丰社成立后,归化城各商家卖买钱银均在市场交易,每日清晨,钱行商贩集合于指定地点,按照宝丰社制订的银分(钱两兑换制钱的比价)价格和汇兑价格成交。宝丰社逐日将行市报告官厅备案,并且由官厅向各钱行抽收牙佣。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贸易范围和需求的扩大,为满足经济活动中资金的需要,我国的金融机构从早期的单一化逐步走向多元化,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我国古代较有代表性的金融机构:主要有当铺、钱铺、票号等形式。

第三,钱庄与洋行双方人员相互渗透,加深了钱庄与洋行的合作。钱庄的老板和职员成为洋行的买办;同时,洋行的买办又投资钱庄成为钱庄的老板或股东。随着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钱庄与洋行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洋行买办开设钱庄,有力地支持了洋行商业贸易的展开,也为洋行带来了巨额的经济利益。“根据买办徐润的回忆,1859年他在宝顺洋行任职时,便已和人合股开设敦茂钱庄。以支持他所经营的‘包办各洋行丝、茶、棉花生意’”。⑿其他的买办也有相同的情况,大买办唐廷枢担任买办后同样投资过钱庄。

二是发放现金凭帖。宝丰社为调剂各钱商头寸余缺,在同业间组织临时拆借。这种交易最初为五日一期,后来发展为每日一期,称为日拆。日拆每日都要公开行市,由宝丰社议定,挂牌公布。若有拆出拆入者成交,由宝丰社发给现金凭帖,予以办理。

  魏晋南北朝佛教兴盛,由此该时期的突出现象是寺院成为资金融通的主要场所,而当铺最早就是从该时期寺院的经济业务中发展而来的,当铺开始作为独立的金融机构而发展是在唐代以后。当铺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形成了其特有的规则:贷款者把财物抵押或者质押给当铺,若按照事先约定负担利息以赎回财物,当铺赚取的是利息;但若逾期不赎,则财物归当铺所有,当铺转手卖出以赚取差价。唐宋时期,“质库”即当铺。

当然,买办投资于钱庄,大多是被钱庄带来的巨额利润所吸引,同时也是为了自己所代理的商业贸易能够顺利地展开。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买办投资于钱庄业,客观上加深了洋行与钱庄的联系,支持了洋行、钱庄的发展。同时,洋行为了自身的发展,雇佣钱庄老板或职员作为自己的买办。上海泰记钱庄的老板杨坊后来就成了一个大买办;19世纪50年代“上海李百里洋行(Shaw,Beand & Co.)的买办,同时也是当时协丰钱庄(Ya—Foong Bank)的大股东”。⒀在这种情况下,洋行为钱庄提供商业上的便利既是可能的也是相当方便的。洋行通过钱庄把它们与华商的关系联系得更为紧密。

澳门微尼斯人娱乐:清朝时有何发展,浅论中国金融发展史。三是总汇各业拨兑。由于归化城地处边远,制钱交付频繁,便以拨兑代替制钱的过账。各钱商均需靠宝丰社划转,营业始能周转。如各商相互之间有款项往来,只要收付双方将账款登记在宝丰社过账簿内,轧出准确的应付应收差额,由宝丰社进行汇总清算。各钱庄互欠差额必须在规定期限兑付清楚,否则,宝丰社有权予以警告。

澳门微尼斯人娱乐:清朝时有何发展,浅论中国金融发展史。  明代当铺则成为主要的金融机构,也是主要的投资场所,同时还出现了以经营货币兑换业务为主的钱铺。清代产生了诸如“账局”、“钱铺”、“钱庄”等的放贷机构,其中特别是钱铺、钱庄,二者还经营金银铜钱兑换、吸收存款等业务,因此它们与工商业的联系更为密切。钱铺、钱庄超过当铺成为主要金融机构是在乾隆时期,到清代钱铺有了显著发展,除了上述已经提到的业务外,它还经营存款贷款等,在金融机构中的地位稳超当铺,从其功能可以看出,钱铺已初具银行职能。清代的官营钱铺是各地重要的金融机构,它的主要功能表现为筹集社会资金以发放贷款,并发行纸币;民营的钱铺的业务范围与官营钱铺大致一致,也可以发行纸币性质的钱票、银票、会票等,还经常向外资银行、票号拆借资金。其中上海的民营钱庄还成立了钱业公所。

三、冲突和斗争:钱庄与洋行互动关系的一种常态.

四是仲裁钱业纠纷。宝丰社制定有各钱商一体遵行的社章行规。若有违背者,即召开社会公议制裁,遇有钱业纠纷,必须先通过宝丰社予以调解。宝丰社为钱业领袖,同时又拥有在业务上加以限制的权力。所以,宝丰社的调解令具有极大的权威。

  诞生于清代晚期的票号在我国的金融机构中表现得可圈可点。明清时期的出现的各地商帮,尤以晋商财力最为雄厚,一旦规模愈来愈大,这些经营者通常采取集团式连锁经营方式,晋商总号多设于山西,然后在各地遍设分号。票号最值得称道的制度创新如下:

钱庄毕竟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一旦钱庄不能适应洋行发展的需要,或者有一种更现代的金融组织出现,两者间的冲突将会相当激烈,它们的合作也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会完全破裂。另外,洋行也有自身的经济利益,作为外国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它们为了尽可能地扩大其侵略利益的目的,不可能完全照顾、考虑到中国钱庄的利益,由于经济利益上的冲突,它们与钱庄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相互推举

1.股份合伙制;

首先,两者在金融业务上既竞争又冲突。鸦片战争后,那些在通商口岸的大洋行,如怡和洋行、宝顺洋行等,也是外国资本在中国金融活动中的急先锋。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它们一直掌握着国际汇兑业务,就是外资银行在五六十年代也无法与之竞争,更不用说中国钱庄了。这些大洋行不仅掌握着国际汇兑业务,而且还在中国进行商业放贷活动,并向清政府贷款以牟取厚利,“怡和洋行在1848年以‘略低于中国钱庄通行的’利率,贷给上海广东商人的金额达37万元”。⒁这些活动的展开,难免与钱庄的金融放贷展开竞争,至少可以肯定洋行的这些活动分流了钱庄的客户,抢占了钱庄的市场。

轮流担任

2.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的彻底分离;

另外,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行逐渐从直接的金融活动领域退出,有的则把自己转为银行的股东。这些外资银行与洋行合作在金融风潮中一再打击钱庄牟取暴利。19世纪60年代,汉口金融市场上外国侵略者的疯狂投机活动,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证。这样一来,发生金融风潮的风险显得越来越大,而金融力量相对薄弱,在投机活动中处于被动地位或下风的中国钱庄,则是金融风潮的最大受害者。19世纪70年代以后,这种状况仍然没有多大变化,金融风潮依然频繁发生,外国金融资本凭借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进行市场投机,引发金融风潮,沉重地打击了中国金融业。

曾经的百业周转枢纽凋零

3.员工激励机制

商业发达与否,同金融业繁荣与否有着密切的联系。任何商业活动的展开与发展,都无法完全抛开金融业的支持,如果谁能垄断或控制了金融业,则当地商业的展开必须与其发生联系,它势必能从中获得丰厚的利润。在各通商口岸,洋行不会甘心钱庄对金融业的垄断,洋行依靠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政治特权,通过种种手段打压中国钱庄,打破钱庄的金融垄断地位就已说明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洋行与钱庄为争夺金融垄断权的斗争必然会十分激烈。

当时归绥所有的钱庄和银号都是宝丰社的成员,社内设有总领和副领各一人,经营社务,总领和副领由入社成员相互推举,轮流担任。社址设在归化城三贤庙内(今呼市玉泉区小东街西巷11号院)。

4.独特的分配手段——“银股”制度和“身股”制度。

其次,钱庄在维护自身经营自主权上与洋行发生矛盾。在钱庄与洋行的冲突中,钱庄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团结一致抵制洋行的不合理要求,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自身的合理权利.在它们的冲突中,钱庄为了维护自身的金融信誉与洋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上海钱庄业中,长期保持着“认票不认人”的原则,但洋行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试图单方面破坏这一条规定,以至在1873年发生了顺发洋行止付票款事件。当时,顺发洋行存于买办的远期庄票被买办盗用,“持票人两人已向原出票庄照过,而顺发请止付。此事闻于会审衙门,判由顺发与两持票人各负捐失照三股分派。后闻道宪亦照会诸领事馆,欲将银票互交例议妥,以免日后有异言,而市面各钱庄皆为之不平,不肯开市再行出票,报论亦以破坏贸易常规为非是”。⒂因为顺发案,上海钱庄停止发行庄票,直到1874年3月6日得到“西商公所议复仍照钱业旧制”⒃的承诺才恢复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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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钱铺类似,票号的经营内容主要有汇兑、存放款。但与钱铺不同的是,票号主要以清政府为服务客户,票号的存款以官款为主,放款只借给钱庄、官吏和大商人,而钱铺的放款对象则主要是一般商人,因此钱铺与工商业的关系比之票号来说更为密切。票号与清政府的关系是一把双刃剑,这种关系既为票号的迅速崛起提供了可能,又注定了票号要与清政府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随着清政府的倒台,外商银行凭借着组织优势和不平等条约之便大肆入侵中国市场,山西票号决策者长期居于平城等地,昧于大势,以致错失了转型为银行的黄金时期,最终使票号纷纷倒闭。

钱庄在维护自身金融自主权方面也与洋行发生了利益冲突。洋行在中外贸易中一方面利用钱庄发行的庄票来加快和推广其在华贸易活动;另一方面又因钱庄实行的汇划制度和远期庄票的存在,在经济活动中深感不便,从而企图破坏钱庄业长期以来形成的这个惯例。1900年上海钱庄创立了庄票的“汇划”制度,规定“到期庄票,如遇钱业自行来收,即可当日解付同行之银,互相汇划;如遇洋银行来收,须解现钱,故再迟一天”。⒄这项规定招致洋商银行和外商商会的强烈不满,他们邀请“前董袁聊清先生与谢纶辉先生出席与议”,而钱业领袖“袁、谢谓钱业议定章程,外人不得干预,其庄票收授与否,权操于洋商”。在钱庄据理力争的条件下,最后洋商不得不“照常收用”。⒅洋行与钱庄关于汇划制度的争议并不仅仅只有这一次,在1903年外商又因反对庄票隔日付现,又与钱庄发生了冲突。1911)年外国银行对中国钱庄发难,有“华商对此举反对甚力,竟有倡议凡不收10日期庄票之洋行,概不与之交易者”。⒆总的看来,特别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钱庄与洋行的冲突日益增多,尽管这种冲突的形式主要是外商银行、洋行与中国钱庄之间、中国商人之间的矛盾,但实质上却是外国商人对钱庄在金融市场上取得优势地位的一种挑战,是一种经济利益的激烈争夺。虽然钱庄为洋行在中国倾销商品、资本输出提供了极大方便,但随着利益冲突的加剧,特别是随着洋行势力的发展壮大,外国银行逐步进入了中国金融市场,洋行和外国银行为了同钱庄争夺金融控制权,使钱庄为它们的经济侵略服务,它们必须调整关系。因此,两者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

宝丰社这个名字可见最早的记载为咸丰十年归化城南茶坊关帝庙所树的《整立钱法碑》中,碑文中明确记载聚锦社状告宝丰社并打赢官司的事实,并且碑文中写道:自钱行渔利舞弊,行,使短数钱文,大凛成规,致使银价日昂,百物皆贵屡次兴讼,虽蒙上宪断定良规,历有碑记,结案可稽。因此,宝丰社在咸丰年间确已存在,只是具体年代不详。

  从十五六世纪时的货币兑换起步的欧洲的银行,逐步发展出了存放款和汇兑业务。明清时期的钱铺、钱庄、票号,都已经具备了银行的基本职能和雏形,但它们终究没有发展成为近代银行。中外金融机构的同途而殊归,进一步启发我们要注意金融的制度环境的问题。

然而,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传统的工商行业,在外国资本主义疯狂入侵的条件下,往往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状况,一种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排挤和打压下走向衰落,甚至退出历史舞台,曾经风光一时的票号就可以算一个例子;另一种则是在其排挤和打压下转变自己的职能,以图发展。汪敬虞先生对此有深刻的论述,他指出:“从入侵者这一方面而言,它对入侵道路上的障碍,固然要加以打击,但对能为它所用,受其操纵指使,以收更大的掠夺实效者,也不排斥对它们的扶植和利用。而无论打击、排挤和扶植、利用,它的目的都是要使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适应它的侵略需要。”⒇可见,在钱庄与洋行的互动关系中,它们是既融合又冲突的对立统一。洋行与钱庄的冲突正是为:厂改造钱庄,排除其中不能适应甚至阻碍的因素;而两者之间相融合,恰好是钱庄自身经过改造能够适应洋行发展的需要;否则,钱庄也会和票号一样退出历史舞台。

宝丰社当时行使的职能就是执行相当于“中央银行”的职能,且不亚于、甚至超过了1694年成立的世界上第一家执行中央银行职能的英格兰银行。

四、货币金融政策与制度的变迁

总而言之,晚清钱庄与洋行的关系是既相互融合而又相互排斥。具体来说,在19世纪40年代到19世纪末它们两者以融合为主,但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则表现为排斥性越来越大,两者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钱庄与洋行在中国社会近代化转轨中的冲突和融合,从层次上讲,它们的互动关系体现为一种升级的状态;从内容上讲,它们的互动关系表现为剧烈地放大;从社会影响上讲,它们的互动对社会变迁的作用越来越深刻。在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轨的过程中,钱庄和洋行的冲突与融合,是新旧冲突在经济领域里的突出反映,是衡量社会新陈代谢进程与程度的一把标尺。在社会激剧变迁中,新的依托旧的,旧的紧拉着新的,彼此联系,难舍难分,尽管新的充满生机,但却要蹒跚前进。尽管起初它们会以合作共处、相互促进的方式开展经济活动,但最终的结果一定是相互排斥、相互斗争,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如果在排斥、斗争中不能进行深刻的自我革新,就必定被淘汰。只有不断地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变化,才可能生存、进化。这就是晚清社会转轨中钱庄与洋行互动关系的辩证法。 [作者简介]

据《绥远通志稿》记载:“故宝丰社者,乃昔日金融之总枢,其时市面现银现钱充实流通,不穷于用,银钱两业遂占全市之重心,而操其计盈,总握其权,为百业周转之枢纽者,厥为宝丰社……”

  经济近代化的过程中主要是要解决金融问题,即从金属货币向信用货币的转化的问题,并确立与此直接相关的基本制度规则。实物货币与金属货币主要反映的是传统社会的实体经济,在社会的基本制度中仅处于从属地位;而现代货币金融体系则直接关联着人与经济。一次,政府制定的货币金融政策与制度对于金融和经济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

张艳国,武汉大学历史系博士后研究人员、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77

辛亥革命后,新式的官商银行相继成立,业务逐渐扩展,银钱业走向衰败,宝丰社总揽金融全局的局面被打破。1931年3月,宝丰社依照国民政府令,改组为“归绥钱业同业公会”,属于行政办事机构,不再是统揽金融的经济实体。

  在内外因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经济的近代化自鸦片战争之后开始。从19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钱庄、票号、银行等金融机构不断发展壮大。总的来说,我国金融在放款与汇兑业务方面产生较早,但储蓄存款直到清代中叶以后才正式出现,最初表现为商业融通资金。一直到19世纪60年代我国政府才开始适应投资的要求而发展证券与股票业,政府公债的发行不仅改变了其财政收支体制,而且也使得透明的、有效率的政府债务市场在我国逐渐形成。

刘俊峰,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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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19世纪中后期到民国初年,我国政府确立了一系列近代意义的货币规则与金融制度,形式上的银本位制度大体形成,现代意义的银行体系也初步建立起来了。19世纪60年代以前,清政府迫于财政与经济压力,进行了一次货币改革尝试,但只是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19世纪90年代之前,虽然传统的银钱并行的货币体系已经开始动摇,但是直到清朝最后20多年这段时间,政府才加速对货币与金融制度的改革步伐。甲午战争之后,新式货币(如机铸银元、铜元)与各种纸币逐渐在经济中取得支配性地位。银本位制度在清朝末年才得以最终确立,银两与制钱并行的货币体系最终被破坏。

虽然宝丰社结束了它将近200年的历史,但宝丰社可以组织钱商,商定市场规程,监督执行,收缴销毁不足价货币铸成铜碑,昭示商民不得以不足价货币行使市面,确保商民利益等行为是值得肯定的。

  银行是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清廷为摆脱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开始积极筹设国家中央银行,其中户部银行是我国最早的中央银行。大清银行成立后,各地银行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银行通行则例》的颁布,在中国第一次实现了对银行业的管理,银行业开始走上依法发展的道路。为加强对银行业发行纸币的管理,1909年2月颁布《通用银钱票暂行章程》20条,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纸币发行与管理的金融法规,该章程规定了发行银钱票的条件和各种准则,还规定建立发行准备金制度等政策。它是制止滥发纸币、加强纸币法制管理的重要法规之一。

参考《内蒙古金融志》

  另外,为了解决清朝末年币制混乱的问题,清政府于1910年4月颁布了《奏定币制则例》24条,规定以元为单位,定银元为国币,将铸币权收归中央。这是晚清货币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由于银元成色好,信用足,使用方便,逐渐成为一种通用货币,并开始取代银两制度。但是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使得清末币制改革与统一货币的政策措施大都没有来得及实施就破产。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货币的发行、流通以及管理逐步趋向统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1928年成立了中央银行,以统一国家币制、统一全国之金库、调集国内之金融。1933年国民政府进行了“废两改元”,随后于1935年进行了“法币改革”,最终实现了从金属货币向信用货币的转化。随着货币化的发展,有关金融市场运行的各种法律法规也逐渐建立和完善起来。当然,1937—1949年间,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与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不仅法币的外汇本位和信用受到破坏,信用货币替代金融货币的进程,各种金融机构、金融工具的发展也均出现了逆转。金融市场上不正常的投机盛行,各种金属货币又回到流通领域,广大农村则重新或仍旧使用着物物交易。

  钱铺无论官营、民营,发行钱票、银票等纸币通常都需要相应的准备金,但由于政府缺乏监管与引导而引起超额滥发、失信倒闭,从而造成金融风潮的发生。太例如: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清政府滥发官票,铸造大钱和铁钱,并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的封建经济已逐渐依存于帝国主义的支配。所以在咸丰朝的福建金融风潮中,就表露出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它不仅显示了中国封建经济的崩溃,钱票的衰弱;且可以窥见金融半殖民地的特点。金融恐慌,初以滥发官票和铸造大钱、铁钱等方法,来解救其财政上的危机;而官吏的贪污,商人的投机,私币的伪铸,又复促成整个社会经济的破产。

   我国传统货币体系与金融结构的发展变化过程存在局限,统一、完善的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与政府债务市场还没有形成。但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现代经济体系逐渐建立,经济货币化程度不断加深。这不仅反映了近代经济关系的产生与发展,而且也代表了中国经济的近代化进程。从发展路径来看,货币金融的发展演变与经济近代化也是一致的。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经济中的现代化因素主要是在经济体内自主累积与发展的。而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则是在外部冲击催发内部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学习、模仿、试验与多种方案、决策的相互竞争中不断演进的。中国经济也表现出了一个典型的二元化经济的发展模式。

  政府财政的发展、变迁过程,直接影响乃至决定着金融发展与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对于经济近代化与特定时期的经济发展,国家与政府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由于传统经济主要是依托政府财政得以运转的,因而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也就是现代财政体系的建立、完善过程,也就是货币金融从传统的财政体制中独立出来并成为社会经济运行基础的过程,也就是政府债务市场与私人金融市场相互作用,共同成长的过程。金融的大发展首先是以政府财政体制变革为基础的,它不仅包括征税权利和赋税种类方面的变化,而且也包括财政收支机构与债务管理方面的变革。政府财政的公开与透明,有效率的债务市场的形成,乃是现代金融市场得以产生与发展的基本前提。中国近代以来,金融的缓慢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的财政体系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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